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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既要应付国民党内的纷争甚至战争，又要应对苏联的压力，还要“剿灭”中国共产党，又要抵抗日军的入侵，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也真够辛苦的。蒋介石企图用对内镇压的手段平息国内的阶级矛盾，注定会使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难以自拔。】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5）
“九一八”
就在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内部宁粤分裂，中苏就赎回中东铁路交涉即将达成协议之际，1931年9月19日凌晨1时7分，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接到奉天土肥原大佐急电：
十八日夜十时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营西边，暴戾的华军破坏了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奔来的我方守备队的一部分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开向奉天。
没过多久，参谋本部又接到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
日本报社紧急印发号外惊呼：“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这是奉天军的有计划行动。”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却并非如关东军电报和日本报纸所言，其实际爆发背景和具体经过都比较复杂，并与日本“一夕会”、“樱会”、“黑龙会”等极右翼少壮派军官组织和民间黑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
日本军队自明治维新以来，陆军上层为萨摩、长州（现山口县）藩阀盘踞、垄断。1921年10月2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中的“三杰”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三名年轻的少佐，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相遇畅谈，感慨当时日本陆军有两大弊端：“其一是人事任命不公，特别是长州阀的专横；其二是封闭在统帅权躯壳内，脱离了国民。因此（军方）必须进一步与国民结合。”他们回国后，成立了陆军大学第15期至第18期阀外少壮派军官组织“二叶会”。在“二叶会”的影响下，陆大第21期至第25期的约10名学生成立了国策研究会，又名“星期四会”。
在刺杀张作霖不久后的1928年11月3日，铃木贞一中佐主持了“星期四会”的第一次###，刚上任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特地出席会议，并讲解《战争论》。在12月3日的“星期四会”第二次###时，“二叶会”的永田铁三和东条英机等也参加了，并就满蒙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40余名大、中、少佐级少壮派军官联合成立“一夕会”，其中包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一夕会”是日本少壮派军官间的横向联合，其中没有一个长州籍和宇垣派的阀内军官。
当天的###讨论得出结论：“满蒙问题用外交方式无法解决，必须以军事实力驱逐张学良。为了使人事配置适应此目的，首先要努力向陆军省部的要职转移”。会议决定推举由驻北京武官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顾问。
在这群军官的推动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逐渐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和幕僚的基本信念，并于1929年由日本关东军组成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组织特务深入东北进行相关侦察。
这时，美国1929年至1932年“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使得在1927年刚刚爆发金融危机的日本雪上加霜。在海外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纷纷通过建立国际经济集团来转移和缓解经济危机压力。日本在海外缺乏自己的经济圈，只好一面千方百计扩大对外出口，一面着重于国内调整。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内阁提出对内的紧缩财政开支、产业合理化政策，和对外的稳定外汇，振兴出口政策，并于1930年1月取消了黄金出口禁令。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这些政策适得其反。其中，解禁政策导致日本黄金在两个月之内外流亿日元，金融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当年，日本出口较上年减少3％，工矿业生产下跌％，国民名义收入下跌％，大米价格暴跌超过50％，蚕茧价格下跌1/3，均突破纪录。
持久而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社会危机。1930年5月的失业人数，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达到378515名，但日本《经济学家》杂志推算的当年上半年失业人数为120万至130万，另有社会学权威估计该数字为200万至300万。劳资纠纷从1928年的1021起、涉及101893人，急剧上升到1930年的2289起，191805人。其中，城市的罢工等对抗行为，相应从383起、46672人，上升为906起、81329人。农村的佃农纠纷也同样严重起来。从1928年的1886起，上升为2478起。许多地方出现上学带不起米饭的“缺食儿童”和被父母卖为娼妓的“卖身姑娘”。在日本东北某农村，被卖身的青年女子甚至多达1/2，村公所竟挂起了“卖身商谈所”的招牌。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又进一步促成政治危机。在城市工人发展工会和共产党的同时，全国农民组会也成立起来，与此同时，地方和军队的极右翼组织、暴力组织也日益活跃。“急进爱国党”、“爱国勤劳党”、“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会”、“大日本生产党”等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右翼组织、法西斯组织，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主张：革新内政、改造国家、排外主义、对外扩张等等，莫衷一是。
也就在这种背景下，1930年9月，驻土耳其武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回国，他劝说一些比“一夕会”成员更年轻、也更接近日本中下层社会的中低级军官筹建新组织。与会者对“大陆问题”和“改造国家”问题的轻重缓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930年11月14日，同美国签订海军协定，批准“伦敦海军协定”的日本滨口首相在东京被“爱国社”刺杀，不治身亡。桥本欣五郎又组织第二次聚会，宣布成立“樱会”，并决定优先促进国内改革。“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势力密谋，准备于1931年3月发动军事政变，成立以陆相宇垣为首的军人内阁，强力推进国内改革。
主张优先解决满蒙问题的“一夕会”骨干冈村宁次和永田铁山得到消息后，立即进行活动，促使陆军部和关东军方面对“樱会”的政变计划进行强有力干预，“三月政变”最终由于宇垣被迫改变主意而流产。【所谓军人内阁，即军政合一的法西斯政权。】
实际上，为研制侵华方案，关东军参谋部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等从1929年到1931年夏，先后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四次成系统的搜集情报工作，提出了《参谋旅行计划》（1929年3月）、《战争史大观》（1929年7月以前）、《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29年7月）、《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1929年7月）、辽西旅行方案、《为解决满蒙问题战争计划大纲（对美作战计划大纲）》（1931年4月）等等宣传论著和计划方案。
其中，《战争史大观》强调：“最近之欧洲战争，乃欧洲诸民族最后之决胜战，不得称之为‘世界大战’。欧洲大战后，西洋文明之中心转移至美国。接踵而来之战争，将成为日美为中心，乃真正之世界大战、人类最后之大战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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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6）
1930年9月，关东军司令部兵地志主任幕僚佐久间亮三大尉，根据《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完成《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在《研究》付印前送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签字，三宅说：“这玩意以后能用上就好了。”石原莞尔洋洋得意地说：“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三宅连一页也没看完就签了字。《研究》的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占领满蒙的目的、意义及统治方针：
（甲）将来战争时，要迅速将满洲及蒙古一部分占领之，并将它完全置于我势力之下，为了对外长期作战，获得资源并确保根据地；
（乙）由于扶植我国势力，于解决时局后，促进帝国国民在满蒙发展，并打开帝国的粮食问题、思想问题的困境；
（丙）在占领地实施善政，确保治安，开发产业交通。
二、实现方针：
（甲）军队要迅速毁灭在满###军，占领政治、交通、经济要地，首先以满洲大部分地区为第一期统治地，统一实施军政，尔后，适应情况，再将占领地区和统治地区向蒙古地方扩张；
（乙）在占领地区实施的军政，要满足国军作战上的要求，同时要包括占领地一切行政，为将来帝国统治满蒙打下基础；
（丙）统治占领地各种费用，要在统治地区自给之，进而要开发占领地富源，以期为我帝国作战提供充分的各种资源，并期望以此缓和日本财政。为此，1。 实施军政，其要点包括：行政机关及一切行政组织；实施行政及总的经过；对占领地人民的处置；2。 维持治安（守备队、宪兵、自卫团）；3。 财政；4。 交通通讯；5。 产业；6。 教育、宗教等等。
三、对占领地统治的三个阶段：
第一期，自作战初期起，某些地方即开始实行军政，预料大致为半年至一年时间；
第二期，大致占领全部地区，开始实施军政，但局势尚未稳定，大致需1年～2年，此时预料可以东三省现在的收入（一亿二三千万元）的40％～50％作为军队收入；
第三期，为全部地区实施军政，大致稳定时期，据某专家估计，每年大约收入二亿日元并不困难，此时可以一亿六七千万日元作为我国统治费用。因此，在第三期以后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
进入1931年，关东军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计划作战现场的层面。石原和佐久间分别就“进攻奉天要领”、“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进行研究。从1931年1月17日起，关东军每个星期六都召集全体参谋举行“占领地统治研究会”，商讨作战计划。军事方案确定之后，关东军方面开始进行战争动员。
1931年2月下旬，日本参谋部组织到东北实习的日本军校教官学生听取坂垣征四郎所做《从军事所见到的蒙满》报告，演讲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布。文中宣称：
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拼着国运，坚决进行了日清、日俄两次大战，结果，在大陆的一角建立了特殊地位……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这当然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衡量，我敢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
日本帝国对满蒙的使命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龄、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
中国的西域控制着绵亘于亚洲大陆中央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即大雪山）之险，要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