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社会信任网络的坍塌。政府的政策不值得信任，媒体的声音不值得信任，大学教授不值得信任，门口菜市场的活鸡也不值得信任了……
但是，人们似乎仍在其中生机勃勃的活着。傍晚穿过西直门北面那个路口时，高架桥下的那片空地上总是挤满了跳舞的人群，一个四喇叭的播录机打破了头顶上的车流的噪音，人们跳起舞来；深夜经过白颐路的建筑工地两旁时，我看到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大排档，人们坐在凳子上、蹲在马路边喝酒、咀嚼、聊天，低矮的桌子与旁边尚未竣工的水泥大楼，铁锅里热气腾腾的蒸汽和被挖开的路面所飘出的尘土，还有水泥路面上的青菜叶子、啤酒瓶子，都散发出让人心醉的气息，夏夜的北京，它甜蜜且温暖，粉尘与喧闹都暂时遮蔽在夜色里了，人们可以在一片丑陋与脏乱之上，依旧享受生活，哪怕仅仅是一个夜晚也好。
我对这些景象的感触矛盾重重。不知是日渐苍老，还是日益成熟，我对于事情的判断越来越犹疑，而不是坚定。如果两年前听说到假包子的事件，我会斩钉截铁的分析其背后的意义——政府的失效、媒体的失效、国家电视台的运行机制、公众对流言的轻信、社会资本的衰竭……
但现在，我越来越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讨论。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可顶替所有责任的批评对象，或许也因为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矛盾感。我相信，如果和訾北佳、郑筱萸深入谈一次话，你对他们的行为的理解也会和之前大不一样。
知识分子喜欢使用很多名词，“后共产主义”、“道德崩溃”、“社会资本”，我们经常将复杂问题一股脑的塞进一个概念中，然后心满意足的认定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个人的行为总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你分不清是谁改变了谁。我从前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那些制度毁坏了个人品质。但是，谁又不是这些制度的一部分，当你既然心安理得生活在制度中，又像旁观者一样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时，你的批评显得不无虚伪；况且，那些被你同情、被体制所伤害的个人，他们就真的那么无辜吗，当他们获取对应的权力时，会有更好的表现吗？或者是，当你一心想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同情时，他们其实在其中自得其乐，他们似乎总能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人的确被卷入了一场冒险的生活，它的刺激程度，与对应的不安全感同样显著。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学家会拥有“风险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理论，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的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
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三十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的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的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那种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所素的态度，也像是人们寻找到情感出口。就像餐桌上的我们，一面在谈论一起起食物造假事件，一边毫无心理障碍的吃着新上的菜，生活中令我们焦虑的事情、诱惑的事情都太多了，肮脏的空气、不洁净的食品还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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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1）
现在，人人都在谈论那只可能藏身秦巴山中的老虎。在大片树叶的衬托下，它的面孔严肃，眼神忧郁，身上本应暗淡的色彩显得过分斑斓。将它这一瞬间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位叫周正龙的本地村民。在他所居住的文彩村，他以老猎人的身份闻名，其历史可以上溯到10多岁跟着父亲上山。52岁的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经历过种种急剧的政治与社会变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有条不紊的生活，结婚、生儿育女，目睹着山上的野兽越来越少了。当席卷全国的农民工潮到来时，他还前往过上海和湖北打工。短暂的冒险没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变化，他仍旧回到家乡，和老婆在四亩田里种些蔬菜，到县城里卖，偶尔上山打打野猪、麂子。
周正龙，就像他所在陕西省最南端的镇坪县一样，是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沉默的绝大多数。但到了2007年10月12日，一切彻底改变了。在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这位老猎人将拍摄到一只老虎的过程告诉了全神贯注的听众：慢慢爬到距离老虎不到20米的地方，用傻瓜相机抓拍了71张照片，当闪光灯闪过，老虎吼了一声就消失在密林中。
这张老虎的照片，随即被广泛地刊登于报纸和网络上。它立刻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它是一只野生华南虎。1950年代初期，中国大约有4000多只华南虎，但如今只有散布在全国十几家城市动物园中的不足70只，超过30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没有关于野生华南虎生存的记录，它很可能已经绝迹。中国其余的三个老虎类种，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虎都是从华南虎分化出来的亚种，华南虎的灭绝对物种的完整性和科学研究都造成重大损失。
对科学的好奇心没有维持得太久。这张疑点重重的照片，迅速演变成一场真伪之争，然后它就变成了一场情节不断进展的肥皂剧。大批记者蜂拥而至这偏僻的陕南小镇，支持或戳穿周正龙的发现；互联网上则是没完没了的“真的，还是假的”的辩论，一些聪明人发现华南虎的照片与旧年画一模一样；各路专家纷纷表态，但是给予最初肯定的官方评价体系却保持着一贯的沉默与谨慎……在秋天缓缓地转向冬天的2007年的中国，人们暂时从十七大文件的学习、无节制的奥运热潮、汹涌的股票市场中抽离出来，进行一场热烈、安全、毫无价值的公共争论。在12月的第1天，我听到关于这只老虎的最新消息是，一家网站正在邀请李昌钰来鉴定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的真假。作为全球顶尖的鉴识科学家，李昌钰被誉为当代的福尔摩斯，他的履历表上排列着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诽闻案、台湾“三一九”枪击案……这只年画式的华南虎将要位居其后吗？
最远只到过上海的周正龙，如今成为了全国性的人物。这让我想起了吴苹、杨武夫妇。大约8个月前，这对极富表演能力的夫妻站在重庆市杨家坪鹤兴路17号那座孤零零的小楼的平台上，挥舞着国旗，迎接着来自四方的媒体。从上空俯瞰下去，四周已成为空空荡荡的工地，这座拒绝拆迁的房屋像是海洋上的孤岛。这张照片一开始在网络流传，接着进入了全球媒体的视野，造就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名称。
如果这个名单继续排列，它还有纸包子事件、厦门PX项目的风波，富士康公司与《第一财经日报》的官司、胡戈与《无极》、朗咸平的改革言论、芙蓉姐姐，宝马案、木子美……这些事件有着明显的差异，一些具有令人鼓舞的社会进步意义，而另一些则仅仅是无聊情绪的释放。但是，它们都有着相似的传播与影响方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2）
一开始，它只是个微小的事件，其中的人物并非是新闻人物，但这一事件一定蕴涵着某种强烈的对比，可以被简化成两种相对立的结论。这一事件最初在网络传播，然后突然性地成为社会话题，然后它就会像一场大规模疾病到了临界点一样，突然性地卷入无穷多的社会能量，似乎人人都在谈论它，并强调自己的立场。但很快，这种势头开始衰落，人们开始疲倦、兴奋点转移，它迅速被遗忘，以至于它在几个月后偶尔被提起时，却恍如隔世。
这真是个有趣的转变。三十年前，对于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外来者来说，除去千篇一律的蓝制服，他们还会被中国人的沉默所震惊，人们不敢表达自己想法。但现在，如果他能阅读中文，看到Sina与Sohu的博客与论坛上的言论，肯定会发现我们是个多么好争论的民族。但你触及到一些议题时，人们义愤填膺、不惮使用最富感*彩、最粗俗的措辞。
社会变化的速度令人匪夷所思。1996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地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我参与一家dot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的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BBS上留言；2000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搜索；2001年，我开始习惯在Sina上阅读新闻……那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有着朴素的信念：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受困于信息匮乏，政治权力控制着信息渠道，而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如果能获得通畅的信息，公众会变得更有力量，中国社会将逐渐走向一个更多元的格局。从加州到来的互联网精神，不正是反叛权威、多中心的代名词吗？
这种期待的变化的确发生了。2003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传统的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在我去寻找到一家ISP公司购买的15元一小时的上网服务的1997年，中国大约有62万名上网用户，2003年7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6800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亿……手机、即时通讯、ipod、Secondlife这些新玩意，使着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我总是好奇，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开始越来越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
如果你曾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你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你也会发现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人们重又借助五花八门的借口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在厦门的PX项目中，本地人借助网络信息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并使这个庞大的化工项目终止，而重庆那对夫妇则在万众瞩目中获得了更多的赔偿，太湖的污染问题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关注……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次PX项目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而且，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