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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的同学惊呆了，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如此有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事情只好就此作罢。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贺自珍和左派学生经常挂着这块牌子去上学，不仅在学校里挂，上学的路上也挂。她们故意招摇过市，用这种方法宣传革命，让县里的人们都看到她们向往革命的决心。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平，家庭的风波又起。原来，不仅贺自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安分分”读书，也都去闹###、搞斗争。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了，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两位老人吓坏了。父母亲先是劝说，没有效果，一气之下就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然而，一把锁怎么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自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自珍要干革命已经铁了心。不论父母亲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好，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了。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念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找个有钱人家出嫁，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连她一时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走这条艰苦的路，不愿意吃喝玩乐虚度一生。她这个决心已经下定，义无反顾了。
明月共潮升（图）（1）
贺自珍与李敏、外孙及朋友在苏州（1974年） “要再‘疯’下去，趁早嫁出去算了”
严寒的冬天已经过去，春色悄悄地来到树梢：柳树绿了，桃花红了，1926年的春天来到了。
贺自珍觉得，这一年的春天特别的动人，特别的美丽。大革命的形势经过迂回曲折，终于蓬勃地向前发展，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指日可待了。这大好的形势催开了她心底的春天。特别使她激动的是，在这一年的4月，她由一个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欧阳洛、刘真、王怀等，奉党的命令，回到永新建团、建党，他们一致同意，首先吸收贺自珍这个热心革命的姑娘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她是他们家三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的一个。
几十年后，当贺自珍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感慨地说：“现在入团、入党都要个别举行仪式，在团旗下、党旗下宣誓。我当年入团、入党，是秘密、个别进行的。也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只是口头提出，由介绍人个别谈话，传达支部的意见。以后同党组织是单线联系，由党组织指定专人向我传达支部意见，布置工作任务。”
成为共青团员的贺自珍，已经转到修水女子学校学习。她把学校作为活动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那时候，她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数量很有限，有的还是从别的学校借来的。怎么能把这些书刊都介绍给学校的同学呢？贺自珍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每天放学以后，她把要求进步的同学召集来，轮流朗读其中的好文章。可是，这个办法也有缺点，有的同学家里有事，要赶着回家带弟弟妹妹，或是烧火做饭，不能都参加这种聚会。于是，贺自珍又想了出墙报的主意。她用中楷字把书刊上精彩的文章或精彩的段落抄录下来，加上醒目的标题，再用红笔在最紧要处加上圈、点，四周还画上红红绿绿的花边，把墙报打扮得漂漂亮亮，吸引同学们来观看。对于那些热心革命的积极分子，她还秘密地发展她们入团。这样，在她和积极分子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同学。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加紧进行群众工作，接应北伐军，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贺自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她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永新的党组织认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共产党员，让他们懂得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自觉地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入党比较早的欧阳洛、刘真等，轮流给大家讲课。政治夜校是男女合校的，不仅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来听课。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夜校一共办了几个月。
贺自珍更忙了。她白天在修水女学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同学的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助手；贺自珍每天老晚才回家，她也从来没有早过。
两个女儿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两位老人的忧虑：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这天晚上，两位老人都没有睡，秉烛等待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端坐在堂屋，板着面孔。父亲劈头就问：
“你们又疯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最柔顺的妈妈这时也拉下了脸：“女孩子家，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贺怡性格泼辣，心直口快，一句话就把做父母的顶回去：“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说闲话，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去！”
贺自珍也慢声细语地说：“妈，您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自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厉声说：“这就更糟糕，造反是要杀头的！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这个家不要？”
母亲也赌气地说：“你们要再疯下去，趁早嫁出去算了。”
明月共潮升（2）
老人把他们的最后一招也拿出来了。
贺自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她拉着妹妹坐到父母旁边，细细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贺自珍多说？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贺自珍了解来的多得多，他们自己不也是身受其害吗？从这点上说，他们也赞成、同情革命。他们顾虑的是：革命能成功吗？这些军阀、土豪能打倒吗？万一打不倒，不就家破人亡了吗？
贺自珍动情地说：“国民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你们看，就我们县里，有多少人都行动起来了，全国也是这样，只要全国老百姓人人心齐，土豪军阀还有打不倒的？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日子啦！”
贺自珍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信。是啊，当时革命形势是那样蓬勃，势不可当，她哪里想得到以后会有失败和挫折呢？她给父母亲所描绘的未来，也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她满以为，经过北伐以后，大地上的污泥浊水就荡涤殆尽了。
她是父母亲最宠爱的女儿，她的为人父母心里是有数的，她的话在父母的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贺自珍今天把她能言善辩的特长发挥出来了，直把父母亲说得连连点头。
贺自珍又进一步说：“支援国民革命，人人都有份，你们也应该想想，拿什么行动来支持革命。”
父母亲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以后，哥哥贺敏学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兄妹三人回到家里，都要给父母亲讲讲国民革命党军已经挺进到哪里，有什么好消息。
缴掉商会的枪
迎接国民革命军的活动，在永###组织的领导下，正在加紧进行。1926年7月的一天，贺自珍接到通知，到龙家祠开一个会。她走进会场一看，意外地见到妹妹贺怡和哥哥贺敏学坐在那里。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原来妹妹和哥哥也入党了。这是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讨论永新县的党组织怎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永新县革命形势的发展。
会议决定，派欧阳洛、王怀等人到湖南迎接北伐军，其他党员分头到东乡、西乡、南乡等地发动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宣传北伐的意义，并建立党的组织。
贺自珍没有下乡，她被留在县城进行迎接北伐军进驻永新的宣传工作。她带领一伙姑娘在大街小巷刷标语。一时间，“打倒军阀！”“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拥护新三民主义！”“欢迎北伐军来永新！”这些用红绿纸写成的标语，贴满了县城，为永新增添了革命的气氛。
这时，盘踞在永新的军阀陈修爵恐慌了。他自知在永新作恶太多，肯定为国民革命军所不容，就趁国民革命军没有到来之机，向县里的商会、士绅勒索了两万块大洋，逃到吉安去了。商会的老财们哪里肯吃这种亏，他们马上向全县群众强行摊派，要从人民身上刮回这笔钱来。
但这已经不是财主豪绅横行的时代了。县里的共产党员坚决反对这种摊派，他们发动群众闹风潮、打商会，进行抵制。
贺自珍同学生委员会的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反摊派的群众大会，有几百名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在这个会上，各界的左派代表都上台讲话，贺自珍也讲了话。她说：
“我们打倒一切祸国殃民的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到永新，光复永新。商会过去同陈修爵一个鼻孔出气，欺压老百姓。他们送钱给大军阀陈修爵，帮助他逃跑，却要全县人民分摊这笔钱，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能答应吗？”
全场群众发出了怒吼：“我们不答应！”
会后，群众又举行了反摊派的示威游行，贺自珍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上，许多群众自动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来到商会的门前，包围了商会，高呼口号，抗议摊派，声震全城。
商会的财主们又惊又怕，可是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怎么舍得丢掉即将到手的肥肉呢？他们拼命进行反抗。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买枪。商会也有一部分枪支，他们让团丁把枪扛出来，装上子弹，对着示威的群众瞄准，以武装进行威胁。
群众更加愤怒了。下乡发动群众的共产党员贺敏学等正好回到县城，目睹这一切，立即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缴掉商会的枪！”群众立即像潮水一样拥进商会，徒手同团丁搏斗起来。
明月共潮升（3）
贺自珍虽是个女孩子，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也跟着冲进了商会，参加了缴枪的行动。
商会团丁的三十支枪全部被群众缴掉，摊派活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