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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老头，道貌岸然、长髯飘飘，坐在四人抬的暖轿里，在一大帮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登武夷，下广州，二到杭州，三上天台，该是怎样惊世骇俗、让人眼界大开的情景！缙云开旅馆的虞姓兄弟见夜间有位老者带了众人来投宿，开始也不在意，等后来知道是他时，喜极欲狂，“手烛照拜，唶且骇曰：吾辈都读太史文，以为国初人，当百数十岁，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复生矣！岂容遽去？”硬是将他请到自己庄园下榻，次日还让人抬了上仙都峰去玩了一趟，才肯放行。而在扬州接受宴请的席间，有位盐商肚子里墨水少，行酒令时说“三月桃花朵朵红”，因规定须古诗，眼看着要出丑，他在旁边插了句：你也知道刘、阮遇仙的事啊？这句诗是天台摩崖石刻上的，非但替人家立刻解了围，事后还得到两千银子的红包。是啊，既然名高望重的袁先生这么说，谁敢不相信啊！说来也是，那时正是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都达到一生巅峰的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从者如云，前呼后拥。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印象，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港台歌星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中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镜头一一就可以了。或者读一读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有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其间他还干过一件别出心裁的大事那就是作诗自挽。这个一生都在标新立异、不肯有一事一语落他人巢臼的人，看来临近死期还打算折磨他同时代人的才华和自信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预言包括七十六岁死亡在内的他后半生的人生大事。由于其他诸事都说很准，先后被一一验证，他于当年年初便作好了辞谢人世的准备，并毅然写诗为自己送行。可以想象这种知天达命精神对社会感官的刺激与冲击力。整个国家上下沸腾了，一千多首和诗从天南海北寄向小仓山房，敬佩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但事实上他神奇地活了下来。四年以后的一七九五年，他刚好满八十岁，由于自觉不支，又写下自寿诗十首，交代生前死后诸事，准备上路，但死神再次与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这样又过了两年，他于扬州舟中偶染风寒，腹泻不止。在小仓山房冬日宁静中略带几分清寒的光线里，他披着皮袍，倚着病榻，用仿佛平时给朋友写信那种平静语调给两个儿子阿通、阿迟写遗嘱，中谓“用淡红纸小字写讣，不可用素纸，其余平行用小古简最雅，用大纸便市井气”。“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诱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但题一碣云‘清故诗人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书毕摘下眼镜，脸呈笑意。这次，他是真的去了。
书评家的真面目（1）
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秘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的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一个关系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金美清《豁意轩录闻》）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顶着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的罪名，连同他的所谓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通海案、奏销案等其他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发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在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上。自当天中午时分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的经典描写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此前半年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那场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书面记录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地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钢刀一挥将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把它们一一装上去，技术上的难度无疑是大多了，同时整个过程也很复杂。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一百余颗人头犹如西瓜乱滚的刑场仔细辨认出自己亲人的首级，就远非一件易事，而且还需将它们准确地连接在相应的尸身上。何况前面也已经说了，这次被斩首的除哭庙案的十八名书生外，尚有其他要案大案的大批人犯，七横八竖、血肉模糊地叠在一起，谁弄得清啊！向刽子手行贿以求得指点，于是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手段。说起来，这也是那时的司法工作者捞外快的一个惯例，彼此心照不宣，皆大欢喜。几天以后，当这乱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停当，巡抚衙门催解八名首犯家属的令牌早已火速递至。由于清代一人犯法，全家同坐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煌煌大律，罪犯家属无一能逃脱得了被流放的命运。除怀中婴儿可依例幸免外，其他的人当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岁皆手杻，其长大者皆械系，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下数行，而唾骂（巡）抚之惨刻者……驱出阊关，远涉宁古塔。”我们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东北辽阳，他们大约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后，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与救赎下，才得以侥幸还乡。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就是这样，飘忽、无助、身不由己。“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作为犯属亲家的吴江诗人沈永令这两句诗尽管艺术上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对他们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遭际作了凝练的概括。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书评家的真面目（2）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的灵感。而且让人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位当时政府眼里的所谓政治*分子，在一生的几乎所有时间内，却一直是位遵纪守法、相当本份的职业作家兼书商。尽管不幸生于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尴尬年代，又身处满街都是爱国志士的三吴中枢苏州，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却一直显得相当的暧昧，至少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对新政府要么公开归顺、邀功争宠，要么始终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敌意。我们既无法在复社党员光荣的花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或当地郡志里弄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明他确实像陈子龙、顾炎武那样直接参加过与清廷的抗争。如果有谁正好于顺治初年去他位于苏州憩桥巷一带的家中拜访，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会很乐于向你描绘他们眼中金的形象。首先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善于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甚至这些概括尚不足于表现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对于某些有着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并沮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个人文集里的那篇让人眼界大开的《感春八首》诗前的自序。尽管很多人出于各种各种动机，多年来对此装作没看到似的，倒也不见得有人敢公然否认它的存在。这篇序言的全文是这样的：“顺治庚子八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我们忍辱负重的前朝遗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的当今皇上，这确实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闻之余“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赋”云云，想来也就应该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宽容与理解。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