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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军在攻打渭州时，同时进攻距渭州仅一百二十里的泾州城。知州滕子京与老友范仲淹再次通力合作，滕子京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驰援泾州后，滕子京又极力为军队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砦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抚恤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采取范仲淹的防御策略。这时韩琦已经信服范仲淹，于是朝廷仍派两人负责西北防务。范仲淹便将自己在延州的经验推广到西北各路，在宋夏边境的冲要之地修城筑砦，构建牢固的军事据点，并训练当地亦兵亦民的乡兵、蕃兵和弓箭手对付西夏军队的侵扰。
范、韩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人心归服，名重一时。当时边塞上流传这样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与此同时，恰如范仲淹所分析的那样，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西夏国主元昊与宋朝议和。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夏国保持政治上的实质性独立；宋朝每年给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每年还要给夏国节日与生日礼物银2万两，银器2000两，绢、帛、衣万匹，茶1万斤；两国恢复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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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朋党论
西北前线战事刚刚缓和，范仲淹被重新调入中央。这一年是庆历三年（1043），离上次范仲淹因为抨击宰相吕夷简而离开朝廷，已经整整七年了。
朝廷这次调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回朝掌管枢密院，其中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范仲淹因为西北战事未了，五上奏疏要求留在前线，但未得到朝廷的允许。
虽然范仲淹离开朝廷已经七年了，但朝中有一批少壮派官员一直支持和拥护范仲淹的政治主张，反对宰相吕夷简。
七年之前范仲淹被赶出朝廷时，集贤校理余靖上言为范仲淹鸣不平，因此获罪，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管酒税。
馆阁校勘尹洙则声称就是范仲淹的同党，范仲淹、余靖等人都被贬官，他岂能不贬？弄得吕夷简大怒，将他贬到了郢州（今湖北钟祥）。
另一位馆阁校勘欧阳修也写信指责谏官高若纳，说范仲淹无罪被逐，高若纳身为谏官，竟无谏言，无耻之尤。高若纳气不打一处，将信件上交，结果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县当县官去了。
还有一位馆阁校勘蔡襄看到此情此景，写了《四贤一不肖诗》五首，赞誉范、余、尹、欧阳四人而讽刺高若纳。一时京城士人争相传抄《四贤一不肖诗》，书贩大获其利，辽国使者刚好在开封，也偷偷买了一本，回国张贴在幽州（今北京西南）的馆舍里。
过了一年，范仲淹正在知润州任上，有地方发生了地震，朝廷照例召集群臣议论灾异，跑出一个直史馆叶清臣来，说：“自从范仲淹、余靖等因为言事被逐，臣民们都不敢议论朝政了，希望陛下切实反省，引过自责，善待敢于直言之人。”
七年之中，朝廷中始终有人为范仲淹讲话，范仲淹又在西北前线立下大功，看来这批人还是有才能的，仁宗皇帝决定起用这一批官员。
在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之前，仁宗皇帝还任命了欧阳修、王素、蔡襄三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朝中吕夷简一派看到范仲淹的人占据谏院，便再次攻击他们私结朋党。欧阳修怕皇上听信谗言，为示反击，特意写了一篇《朋党论》进献。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别出心裁地指出，朋党也分君子之朋、小人之朋，君子结党，遵循道义，小人结党，为利所驱，因此皇上应该屏退小人之伪朋，而进用君子之真朋。仁宗皇帝看了觉得很新鲜，还夸奖了一番。
仁宗皇帝没想到的是，他调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回朝掌管枢密院，枢密院的人选夏竦竟然遭到了台谏官们的一致反对。谏官欧阳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夏竦在陕西期间，畏惧怯懦，毫无建树，而且诡计多端，奸邪狡诈。此后仁宗皇帝连续收到反对夏竦入京的奏疏，最后不得不在夏竦面见圣上之前将他赶回陕西。
当范仲淹回到京城时，发现朝廷中已经大变模样了。仁宗皇帝终于免掉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改任司徒、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于是退居二线了。新任的宰相一位是举荐过范仲淹的晏殊，另一位则是善于明哲保身的章得象。新任的另一位枢密副使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四位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一直以来都是范仲淹的拥护者。不过有一位御史中丞王拱辰是吕夷简的旧党。
不久，仁宗皇帝又对宰执班子进行了调整，任用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用杜衍为枢密使，用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
6．庆历新政
仁宗皇帝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目的比较明确。朝廷正在经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西北开战，接着沂州（今山东临沂）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起事。令仁宗吃惊的是，这些起事的队伍所到州县，宋朝官吏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接起事者入住县衙。
内忧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于是想借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官员来振兴朝政。庆历三年（1043）九月，仁宗颁布手诏，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解救的办法。数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章，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范仲淹所说的十件事是：
（1）明黜陟，即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
（2）抑侥幸，即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
（3）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
（4）择官长，即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
（5）均公田，即调整多寡悬殊的官员“职田”，防止和减少贪污。
（6）厚农桑，即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7）修武备，即招募京畿卫士，并组织他们务农。
（8）减徭役，即裁并州县，减轻农民徭役。
（9）覃恩信，即督责地方落实执行赦令等恩泽。
（10）重命令，即严肃中央政令。
仁宗皇帝对范仲淹提出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所谓的“新政”。
十月，仁宗根据《十事》之“择官长”和欧阳修的建议，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即选任了一批按察使，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范仲淹根据按察使送上的有关各地官吏状况的报告，亲自圈选各路长官，见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笔勾去。富弼看着范仲淹勾人都觉得心惊肉跳，提醒范仲淹说，你在名单上勾勾画画倒是容易，这一笔下去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些吧。
新政陆续实施，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行政秩序，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比如范仲淹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的官职，但大面积更换官员谈何容易，副作用也很大，甚至可以使地方行政系统瘫痪；即使更换，地方官员也不欢迎范仲淹新举荐的各路监司官。又比如科举考试增加了新的内容，这让原来只知背诵经义和诗赋的举子感到无从适应。
因此改革不到半年，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纷纷，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攻击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
之前范仲淹入朝而夏竦被逐一事，曾令国子监直讲石介十分兴奋。当时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范仲淹等人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被逐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开始想办法整石介。
富弼入朝后，石介写信给富弼，鼓励他“行伊、周之事”。夏竦得知此事，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练成之后，篡改了这封信件，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这里伊是伊尹，周是周公，霍是霍光，分别是商朝、周朝和汉朝的辅政大臣，不过霍光在汉昭帝去世后，曾先立昌邑王刘贺，后又废刘贺改立汉宣帝。
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这一改非同小可，等于诽谤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恐惧。为了避嫌，立即请求出朝巡边，不久分别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这时，宋夏和议形成，各地的叛乱与起义也已*平息，仁宗皇帝突然觉得本是太平盛世，所谓的新政只能引起纷争不断，令他厌烦。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引荐人晏殊罢相，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自求外放，新政的领袖与骨干几乎全被排挤出朝，朝中只剩下枢密使杜衍尽力保护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员。
然而反对派并不罢休，杜衍的女婿、进奏院的苏舜钦在一次活动之后宴请来宾，席中有位王益柔戏作了一首《傲歌》助兴，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接着反对新政的一派官员继续攻击新政官员相互支援、结为朋党，仁宗开始听信。到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被正式罢去宰执职位，贬为知州，杜衍罢相，韩琦也被挤出朝廷。随着革新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新政的各项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同一年，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当时，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杀抄家，石介以前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这一招狠毒至极，仁宗因此派官员要对石介开棺验尸，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保证石介已死，才幸免开棺，但他的子孙被交付池州拘管。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庆历六年（1046）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其中写道：
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
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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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岳阳楼记
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后不久，便接到出知邓州的调令。不久又收到了老友滕子京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