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献城，难保曹操将来，不会成为董卓第二？因为对吕布来讲，背叛主子不过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难的。如果那样，汉末的争霸局面，则未可预料了。
所以在读者印象里，吕布对于刘备，对于陈宫，并不太欠什么的，但确实是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因此，后世人对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画戟的将军，多一点同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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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骂曹（1）
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从肉体上的摧破，是最彻底的消灭法了。
他先后杀掉好几位很有代表性的文人，那个祢衡，虽然不是他亲手处置的，但也是被他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把这个击鼓骂他的文学新秀砍了头，账当然得算在他的名下。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因为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若非独夫民贼，一般的统治者，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
其实，曹操算得上是个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崔、孔、杨三位，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毛主席都赞他“东临碣石有遗篇”。但是，作家要收拾起作家来，自古以来，是不大温柔的。尤其是拥有一定权柄的作家，那生杀予夺的无情，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一旦处理什么事情，那嫉妒之心介入其中，就必然有扩大化和过头过火的弊端了。而文人的嫉妒，特别那些写不出或写不好作品的作家，则尤以为甚。下起刀子来，也必然是更心毒手辣的。
要用今天的医学观点看，汉末的这位文学新秀祢正平的表现，是有一点狂躁型精神方面病症的，这也是自负其才，而不得如其所愿的郁闷结果。他怀揣一张名片，来到许昌，以求闻达。大概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这位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新秀作家，脱帽致敬的。
这也是稍为有了一点成就的文人，马上就会自我膨胀，压根儿没有办法医治的毛病。在当今的文学界中，一下子把自己封成世界级的中国首席作家，印出帖子，到处广告，贻笑大方者，也是有的。
然而，直到祢衡这张名片在口袋里揣烂了，连名字的烫金也磨掉了，也无人买他的账。一是他看不上人，二是人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所以，他心理就不甚平衡，狂病也益发地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扩大势力，他的对立面自然也在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一直是跟曹操唱对台戏的，也算是对立营垒里的一个领袖人物，经常聚着一帮人，抨时议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可以引导舆论的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
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位二十四岁的新秀，吹得天花乱坠，捧到了天上去，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躁狂，这一捧，更是谵妄起来。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做《骂杀与捧杀》，那意思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这话还真是一点不错，我们不亲眼目睹一些新秀作家，很快地红起来，很快地暗下去吗？就是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每天发烧38度，再也写不出来了的缘故。那几年，很有那么几个评论把头之类，老是频频宣布不朽之作诞生，传世之作出现，这种虚假的桂冠，惯坏了，也坑苦了一些年轻作者。
如果不是孔融的煽动蛊惑，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眼中无人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词，粪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
祢衡的倒霉，就是那种纯粹的文人丝毫不懂政治的悲剧了。
骂是骂得淋漓尽致，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但是，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没想到脑袋掉得也是干脆利落的，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
击鼓骂曹（2）
姜，永远是老的辣，年轻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年轻作家真得有几分清醒才是。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一样的，于是心气相通。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年轻作家，搅进这种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但曹操杀了这三位文人，在历史上背骂名，抹了个大白脸，也是活该的了。
不过，若是从曹操借词杀掉孔融、杨修，决不宽贷，而却将祢衡送到刘表处，纵之不问看来。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说明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曹操，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曹操，区别对待的方式。
其实，按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还会在乎杀掉一个祢衡的臭名吗？但他放了他一马。无论孔融，无论杨修，都要比祢衡声望高多了，是当时众望所归，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也毫不在乎舆论，说杀就杀了吗？所以，对于杀祢衡的“借刀”说，也还有存疑之处。曹操是兴之所至，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如以当场受辱，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祢衡倒是该杀的，但没想到曹操把他礼送出境了。“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挟持而行；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东门外送之。”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因为祢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人，能有多大作为？一个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会把写过《鹦鹉赋》的祢衡，多么看重吗？这种傻狂之辈，顶多言不及义，玩一点新潮，搞一点性文学，胡说八道罢了，不会危及他的统治，轰走也就拉倒了。《三国演义》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一笑了之。但孔融、杨修，他并没有看成是腐儒，是半点也不客气地亲自收拾的。这时，他就是政治家的曹操，半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
孔融虽然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好像很潇洒的样子，其实聚在他身边的人，曹操明白，绝不是在那儿作文学沙龙式的清谈，而是政治上反对自己的裴多菲俱乐部，他自然是不会容忍的。那个恃才傲物的杨修，则卷得更深，不仅在文学上，和他的儿子曹植密不可分，到了“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的地步，而且在政治上也搅在一起，特别是介入了宫廷里面最敏感的继承接班的斗争。因此，文学家的曹操，也许可以把他们两个视作文友；政治家的曹操，那么对不起，就是危险的政敌，不除掉那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
那个文学新秀祢衡，被他们鼓动起来，结果掉了脑袋的教训，若是引起孔融、杨修的足够警觉，也许情况会好一些。刘备最后不是靠韬晦，逃出了曹操的手心了么？但这两位终究是文人的缘故吧，最终还是和祢正平一样，殊途同归。说了归齐，文人与政客斗法，输赢的格局早就定了的，一定要较量，唯有头破血流了。所以，儒就怕腐，要是一腐，也就真没什么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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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龙袍的丑角（1）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
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操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
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
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若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只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想其他，像工蚁工蜂那样，捧着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在这样毫无竞争，没有比赛，不求长短，无所角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任何不安于分的想法、做法，在自己是追求，是理想，是奋斗目标，而在别的利害相关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视作野心的。
所以，野心不可怕，而是在于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狂妄愚蠢，便只有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了。若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如同失控的汽车，在下坡路上滑行，最后除车毁人亡一途，焉有他哉？懂得节制，掌握分寸，步步为营，进退有度，那就是谁也莫奈你何的另外一回事了。曹操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
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射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
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
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