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巨贾吕不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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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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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雪岩曾说:人才像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话虽然糙了点,理却不糙。想找聪明能干之人,在金钱上和人家斤斤计较怎么能行?须要舍得银子,多给工钱,一下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可得到真正的干才。我的秘诀就是:以财买才,以财揽才。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用人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胡雪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经营阜康银号业务时,每当雇佣号友时,“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陈代卿《慎节斋文存》)也就是说,胡雪岩在招聘员工时,先了解其家庭情况,然后一次先支付一年的工钱,让员工在家庭生活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以来,员工自然对老板感恩戴德,工作起来则会尽心尽力。由于不用为家庭生活犯愁,员工自然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此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对于有突出贡献者,胡雪岩还特设“功劳股”,即从盈利中抽出一分特别红利,专门奖励给有功员工。

  胡雪岩在筹办阜康钱庄之时,急需得力助手。他经过考察,看中了原大源钱庄的一个伙计刘庆生。在钱庄尚未开张盈利的情况下,胡雪岩决定给刘庆生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不包括年终的“花红”),并且先预付了一年的薪水。

  在当时的杭州,按一户八口之家上等生活水准来计算,一年的吃穿住行也不过二十多两银子。胡雪岩一下子就给刘庆生二百两的年薪,连刘庆生本人都感到意外。

  高薪使刘庆生对胡雪岩感激涕零。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

  刘庆生将家人都接来杭州,家里有了钱,生活不成问题,刘庆生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阜康钱庄的经营上了。“心思可以安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阜康钱庄有了刘庆生,胡雪岩既放手又放心。刘庆生也不辜负胡雪岩的厚望,将阜康钱庄经营得红红火火。

  四

  商人的目的是赢利,其实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为了一个“利”字!

  对企业员工来说,他们到企业工作,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养家糊口。要求企业员工“无私奉献”,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不给员工薪水,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留在企业“无私奉献”。

  当然,并不是说,“无私奉献”过时了、不适用了。适当地倡导奉献精神,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但这必须是在保护每个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普遍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是按劳取酬原则。个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否则,只是一味地强调“无私奉献”,将劳动者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最终不仅不能使人“无私奉献”,反而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几年前,笔者所在的地方,一家国有企业的一个技术员跑到了外地一家村办企业。据说那家村办企业将这个技术人员“挖走”的方法很简单:一是高薪聘请,一是免费为其提供一套住房。令该国企老总心疼的倒不是失去了一个技术员,而是这个技术员带走了企业的某项产品的核心技术。实际上,这项技术正是这位技术员的研究成果。

  这个技术员为什么要走呢?原因也很简单。他进厂多年,一直是企业的技术骨干,却只拿一般工人的工资。厂里分配住房,要按职务、工龄等在全厂职工中进行大排行,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一旦有别的企业承诺给他高薪和住房,他便义无反顾地挂冠而去。


经国巨贾吕不韦(16)
怪谁呢?

  说那个国企老总不重视人才?老总也觉得委屈——他的工资也不高。

  技术骨干也好,企业老总也罢,由于国企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分配制度,使得企业骨干人员的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所以这也成了导致国企百病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技术骨干丧失了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国企经营者则往往由振兴企业的“能人”变成了企业的“蠹虫”……

  在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体制,使企业也成了政府的一部分。企业经营者是政府任命的,这就使得企业经营者只对任命者负责,而不必对职工负责,也不必对企业负责。

  无论在企业干得好还是不好,国企经营者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甚至不知自己到底能在这个企业干多长时间。有时你干得好,企业挣钱了,反而会导致你下台或被一纸调令调走,你留下的“肥肉”自有别人来享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无私奉献”就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所以,各地发生的国企经营者损公肥私或化公为私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既使你将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与上级的关系搞得如鱼得水,也仍避免不了60岁退休这一结局。一但退休,你便由一个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变成了企业的一个普通退休人员。看到这一步,许多国企经营者在退休前夕开始为自己准备“退路”,于是发生了所谓的“59岁现象”——退休前夕晚节不保,沦落为贪污腐化分子。

  好在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之后,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产权制度。

  以往,我们沉醉于企业都是“国有资产”,以为这才是“天下为公”,总比归个人所有强。其实,我们一直没弄明白所有权与经营权、支配权的关系。

  仅有“所有权”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支配权和经营权。譬如甲动员一万个人凑了一万元钱,这一万元名义上当然归这一万个人所有。但甲代表这一万人将一万元交给乙管理、支配,在乙管理、支配过程中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措施,那么,乙在消费这一万元的时候,那一万人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空的,乙有了支配权,也就有了所有权。决定乙个人命运的不是那一万个人,而是甲一个人。由于这笔钱也不是甲的,所以,乙只要将甲收买住就行。这么说来,这笔钱可以归乙随意支配。那些名义上具有“所有权”的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更为有害的是,因为乙花的这笔钱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毫不心疼;甲因为接受了乙的贿赂,也对乙的挥霍睁一眼闭一眼。这样以来,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也就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

  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成了谁也不拥有。

  只有在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休戚与共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才会像胡雪岩那样求才若渴,才能视才为宝,才能使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在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之后,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势必使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一个失去优秀人才的企业,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企业。

  所以说,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是扼杀人才的体制,是扼杀人的创造力的体制。一个国家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富强的;一个单位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搞好的;一个企业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根本不能发展的。

  第十章、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

  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因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虽然那时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但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国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比较淡漠的,许多仁人志士考虑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他并不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为鲁国出力,而是周游列国,哪个国家愿用他,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

  就连“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和孟尝君田文,虽然分别是魏国和齐国国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别的国家做官。孟尝君还曾在秦国和魏国做丞相,并联合燕赵等国攻伐齐国,好像没有人因此而骂他们“卖国”、“叛国”。

  “兵圣”孙武,其祖父与父亲本是齐国贵族,因见齐国政事紊乱,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矛盾重重,已到了随时发生火併的地步。孙武为了避祸,携家小千里南下,到吴国的乡下躲了起来。后来,孙武便在吴国建功立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战国史,像孙子这样的到异国他乡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不胜枚举。就说吕不韦,本是卫国人,在赵国经商,到秦国从政。可见当时人们出国是比较容易的。

  像屈原那样狭隘而偏执的“爱国者”比较罕见。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说和政见,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可谓“百家争鸣”。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可惜的是,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以“识时务”著称的无耻文人叔孙通的“罢黜诸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文明停滞期,“百家争鸣”竟成了绝响。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水平,再也没能超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们。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才智之士有机会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才使得当时大家辈出,人才济济。吕不韦见荀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点眼红了,也想著书立说以博个青史留名。

  而这时的吕不韦养尊处优,哪有闲工夫亲自著书立说?

  他想到了他的食客们。

  前面说过,吕不韦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闻名诸侯,心中颇不服气。以秦国之强,以吕氏之富,岂能在养士方面输给什么“四公子”!于是,吕不韦也广招天下之士,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食客,顾名思义,就是白吃饭的人。吕不韦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他养士也不会白养,不仅要计算成本,而且还要见到效益。就算养士不能直接给他带来利润,也得给他带来社会效益。

  吕不韦突发奇想:让食客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政治见解写下来,综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吗?

  他吕不韦不用点灯熬油地亲自写,让别人代劳,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不是“一言而万世之利”的好事吗?

  而且,通过让门客们著书,谁有什么样的见解,谁有什么样的才能,谁有没有学问,谁有没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于是,吕不韦一声令下,他的门客们便开始“人人著所闻”。吕不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熔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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