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残影- 第1节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1）
马可·波罗的谜团
　　西方书写中国的历史，基本认定是从马可·波罗开始的。虽然那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不止马可·波罗一人，著有行纪的也不独独是他，但就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而言，马可·波罗的游记并无对手。
　　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已有多个中文译本，但读起来，绝非一件赏心悦目的事，甚至会觉得如读天书。这其实怪不得译者，因为原作混乱，要一一还原成有意义的中文，实在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马可·波罗的游记之所以混乱频频，首先是因为他文化不高。他十七岁即随父出外经商，终日在外忙碌，不可能有机会接受学术培训，因此，他通文墨应该不成问题，多学识则未必。以其有限之学识，来到一个文化迥异、制度远别的国度，要弄清原委，评析得鞭辟入里，委实难以胜任。
　　其次，他虽然入华十七年，但一个简单推断，便可知他不懂汉语。他的游记，通篇称中国为“契丹”（拉丁文为Chataja，译成英文为Cathay，近代的中国人将其音译为“国泰”）。那是辽金元朝时，内陆西域一带对中国的称呼，相信蒙古人也通用，但汉人是绝不会使用这个名词的。若马可·波罗学过汉语，第一要接触的，便是汉语中对中国的称谓，无论是称“中国”、还是“中华”、“华夏”、“大宋”、“大元”，总有一说。但通观全书，他对“中国”的汉语称谓，从来不提。再者，他在游记中，对中国的书法、中医、筷子和茶叶同样只字未提，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可见他以色目商人的身份，与当时的汉人社会，几乎彻底隔绝，这进一步证明，他是不可能掌握汉语的。
　　诸多专家也推断，马可·波罗并未掌握汉文。邵循正教授在《语言与历史——附论的史料价值》（载《元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一辑）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戈尔迭（H。　Cordier）也认为马可·波罗不懂汉文汉语。杨志玖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马可·波罗可能通蒙古语、波斯语、*语和突厥语，而不懂汉语。
　　既然马可·波罗学识浅薄，又完全不谙汉语文，要他弄清中国的政体架构、职官系统、行政区划、文化传承、社会心态、语言人文，便是苛求了。就好比一个不懂英语的广东华侨，即便在美国一呆十数年，也随别人全美迁徙过，但要他事后写一本美国通论，说清该国的政治、地理、经济、文化、法制，估计也是勉为其难。因此，虽然马可·波罗行程纵贯中国，但他对行经路线的描述，地理学是无法解释通的。他提到的中国许多地名，也让史地专家们摸不着头脑，至今犯愁。他谈论的人，历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翻遍各种正史和野史，试图对上号。好不容易有个收获，往往还张冠李戴，比如误将马可·波罗当成了元代枢密副使孛罗，便是一例。
　　马可·波罗的另一个致命伤在于，他对过往近三十年生活的讲述，凭借的只是大脑的记忆。而事实早已证明，人脑作为史实的储存体，是最靠不住的。从现有资料看，马可·波罗不曾像利玛窦那样，有勤写日记的习惯。那么，以他隔阂的语言、有限的学识，如何能仅凭印象，就把一个疆域辽阔的陌生大国，从时间和空间上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讲述，若不颠三倒四、张冠李戴，反倒出奇了。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2）
马可·波罗的局限，还在于他那常人的虚荣心。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故国，被万人崇拜过，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打在牢狱里，唯一的听众，是同囚的文人鲁思梯谦。这种时候，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支撑起一点生的希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他的讲述，自然会添油加醋，穿凿附会，甚至无中生有。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尚未来临，中国是个遥不可及的幻影，吹再大的牛，也不必担心被人戳破。他何曾料到，不出几个世纪，他的书就被无数专家拿着放大镜逐字核实。若有先见之明，则他的叙述，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是假鲁思梯谦之手写成的。执笔者对讲述的内容作编排、增删、修饰，乃是一种本能。而鲁思梯谦从未踏足过中国，他的加工，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以上种种，造成《马可·波罗游记》偏离了纯纪实的轨道，让人对其真实性疑虑重重。比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自称向蒙古军献计，制造投石机，攻陷了久攻不下的襄阳城，却被人算出，襄阳沦陷时，他们一行尚未到达中国。这便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例子。而最致命的是，他自称曾在扬州当官，但中国史籍里，没有他的半条记载，可见他对自身在华地位的论述，基本是不实之词。但这些疑点，以上的解释都能解答。
　　经过几个世纪的研究，学界普遍同意，尽管《马可·波罗游记》疑点重重，但他到过中国，应该是成立的。而存疑的地方，正好让专家们永远有事可做，可不断地考证下去。
　　确定了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性，便要大致交待一下《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了。据该书介绍，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东方。到达元上都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后来，马可·波罗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借机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17年转眼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1年春，他与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波斯成婚。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他们从泉州离境，走海路西返。1295年末，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东方带回大量奇珍异宝，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狱友、作家鲁思梯谦，对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鲁思梯谦的原稿已佚，后人推测它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现存的最早抄本是塞拉达拉丁文抄本，藏于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其书名为《对世界的描绘》。
　　在涉华的大众读物中，《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最为芜杂，书名也五花八门。它产生于欧洲印刷术发达之前，从完稿到首次印刷出版，经历了一百八十年左右。其间经各种文字传抄传译，抄本的种类呈百花齐放之势。根据欧洲古旧书行业的统计，目前存世的《马可·波罗游记》写本，便有130多种。以后出现的印刷版，也因采用的底本不同，延续了五花八门的格局。马可·波罗的原始叙述，好比从菜场买来的原料，经不同厨师之手，添加不同佐料，以各种方式烹制，做出一道道色香味各异的菜肴。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3）
但是，对《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流变的研究，已大大超出笔者的能力。本书只介绍市场尚在流通的个别古老印刷版，供读者收藏时参考。
　　最早的印刷版《马可·波罗游记》，是德文方言版，1477年才在德国纽伦堡出现。1483/4年，该书出版了拉丁文印刷版；1496年，意大利文印刷版问世，1502年，葡萄牙文印刷版问世，1503年，西班牙文印刷版问世。1556年，法文印刷版问世。
　　这些早期印刷版，主要藏于欧洲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但并未从流通领域绝迹。能否碰上，则要看机遇。
　　《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版，目前主要有三种，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冯承钧译本，一是福建科技出版社的陈开俊译本，一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梁开智译本。欲了解内容的读者，可参阅这些中文版。但中文版除了民国时张星烺的译本外，当前并未体现收藏价值。
　　《马可·波罗游记》的法文印刷版第一版
　　（POLO；　Marco。　La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des　provinces　&　villes　plus　fameuses　de　l　Inde　orientale；　meurs；　loix；　&　coustumes　des　habitants　d　icelles；　me*ement　de　ce　qui　est　soubz　la　domination　du　grand　cham　empereur　des　Tartares。　Par　Marc　Paule　gentilhomme　venetien；　et　nouvellement　reduict　en　vulgairefran　；　pour　Jehan　Longis；　1556。）
　　《马可·波罗游记》的法文印刷版于1556年出第一版，法文译者为Franois　Gruget。第一版只印刷过一次，因是同时替不同的书商印刷，故书上所印的书商名字有别，目前发现有三种，其中一个书商是Jehan　Longis　（即为本书介绍的版本）；另一个书商是　Vincent　Sertenas　（该版本大英图书馆有收藏），还有一个书商是Estienne　Groulleau　（该版本剑桥大学图书馆有收藏）。除了书商名字不同外，法文第一版的其他方面均无不同。
　　市场实例
　　目前，该书的Jehan　Longis本有一本在伦敦挂牌求售，但封面是十九世纪翻新过的，用的是英国产的摩洛哥皮，红色，九成品相。标价为65，000英镑。具体请参阅图示。
　　米勒编《马可·波罗游记》的德国拉丁文版
　　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到来，《马可·波罗游记》在地理学领域的影响已荡然无存，却成了大众猎奇读物，读者群日益壮大，在欧洲风行，并催生了一个靠马可·波罗吃饭的学者群体，一直绵延至今，不见式微。单在十七世纪，欧洲便产生了八个意大利文版，两个拉丁文版及数量不明的德文版、荷兰文版、西班牙文版及英文版等。
　　在林林总总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中，1671年出版于德国的拉丁文版特色鲜明。它分成三部分，头一部分为马可·波罗游记，由德国东方学家安德烈·米勒（Andreas　Müller）编辑。第二部分为十三世纪亚美尼亚王子Hetoum所写的中亚及蒙古游记，第三部分为米勒自著的中国地理及历史研究。三册合装于一个半摩洛哥皮的盒子里，第一册前印有三册的全部书名，第二册及第三册均有单独标题页。
　　该书每册自附索引页。第三册还直接印有中文，后来又贴上了*文等亚洲文字。
　　米勒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之重要性，在于此书实际上开创了马可·波罗学。但米勒所热衷的工作，常常于学术上缺乏意义。他将十四世纪早期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拉丁文抄本（＇Friar　Francesco＇　Pipino）与1532年贝塞尔出版的版本（NOVUS　ORBIS）合并为一，创造了自己的版本。此举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后者本来就是根据前者而来的。他又根据耶稣会士的发现，研究了马可·波罗书中所说的“契丹”（拉丁文Chataja，即英文Cathay）与“中国”（China）之关系。这种工作基本也是对利玛窦工作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