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查阅姚蓬子档案。不料，那里所保存的姚蓬子档案，也只剩一个牛皮纸空袋，内放一纸公文，说明在“*”中何年何月销毁！我又来到派出所，甚至连那里的户籍档案上姚蓬子的户籍卡，同样不知去向！
我不得不多方查找，花费不少精力去“追踪”姚蓬子档案。最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查出一卷姚蓬子档案，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姚蓬子曾经在那里担任过教师……
至于姚文元的档案材料，还算好查一些。我查到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使我排定姚文元年谱有了第一手资料。
在我写种种人物传记过程中，差不多都要查阅有关档案。档案室已成为我写作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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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1）
在我的书房里，除了档案库之外，录音带库也是极为重要、极为珍贵的。
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能不能找到当年我采访孙铭九先生的录音磁带？我的这位朋友是记者，在一家电台工作，正在制作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回顾的节目，“西安事变”是其中一个专题。他很想采访年已九旬的历史老人孙铭九，在电台播出孙铭九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当年，孙铭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亲手拘捕了蒋介石。很可惜，由于孙铭九患病，不能接受他的采访。他听说我曾采访过他，而且知道我在采访时总是录音，便问当时的采访录音带还在吗？我一手持电话耳机，一手“敲”电脑键盘，很快就从电脑中的录音带目录里查到，我在1992年7月20日采访孙铭九先生，录了两盒磁带。这两盒磁带编存在第二十二组磁带里。这样，我就答应复制一套六年前采访孙铭久先生的磁带给他……
采访孙铭九的录音带，只是我所保存的上千盒录音磁带中的两盒。我不写慈禧太后，不写康熙皇帝，多年来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直接采访当事人，记述口述历史，挖掘许多新的史料。
我注重采访。采访时，口问手记，同时用录音机录音。我用活页笔记本作采访记录，然后按专题装订。我的书房里，放着一大排标明不同专题的采访笔记。这一册册按专题分类的采访笔记，如今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房的文件柜里。这些采访笔记将来也有“资格”进入历史档案馆。
比起采访笔记，录音带更为重要。笔记毕竟只能记录大概，不能完整地记录口述者的每一句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背着饭盒那么大的录音机到处采访。通常，记者们采访之后，是不保存录音的，把录音带“抹”掉重新使用。我以为，录音带上的声音，是极其珍贵的，所以我总是保存这些磁带。这么一来，我的磁带消耗量就很大。那时候，要凭上海作家协会的介绍信，我才能从上海磁带厂整箱整箱买录音磁带。如今，我保存着上千盘录音磁带，成为宝贵的“历史的声音仓库”。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开始使用数码录音，输入电脑之后，刻成光盘保存，要比录音磁带要方便多了。
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的。“文”即档案、图书等书面资料，“献”即口碑，也就是当事人的口述。“文”是“死材料”，而“献”则是“活材料”。“献”可以填补“文”的许多不足。在我看来，档案固然重要，口述历史也极为重要：
一、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起草过程，有助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比如，1956年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12月29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苏两党论战时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即便过几百年、几千年都能查到，但是这一文件是谁起草的，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起草的，写作过程中作过哪些修改，哪些话是谁加的，未必清楚。我采访了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当事人，请他们回忆起草过程，这些口述历史对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是很重要也很珍贵的。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2）
二、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文”往往只注重政治行为，不注意细节。比如，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文”很少，种种传说却很多。我采访了执行拘捕江青任务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将军。他面对我的录音机，口述了执行这一重要任务的全过程。他所说的许多细节，如他如何接受任务、他如何向江青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当时的神态、如何押走江青等等，都极具史料价值，而这些口述的细节却是“文”中所没有的。同样，孙铭九先生向我口述在西安拘捕蒋介石的过程，许多细节也是“文”中所未曾有过的。关于*“一大”，我采访了年已九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对于*“一大”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详细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
三、口述历史补充了“文”中所缺。比如，陈云“*”中在江西的遭遇，在新华社发布的“陈云生平”中，只一行字而已。我去江西有关工厂以及陈云当年住所作了采访，写了上万字的文章，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实。陈云的晚年生活、家庭生活，我请陈云夫人于若木口述，也补充了“陈云生平”中所缺。又如，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受到审查，为此成立了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留下一批“文”。但是，当时的审查，只注重于查清陈伯达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我在采访陈伯达时，请他口述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时代，请他回忆如何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二十三个笔名的含义及来历……这些大都是“文”中所缺的。另外，当国民党飞机空袭河北阜平毛泽东住所时，曾有几个人赶去报告毛泽东，其中有陈伯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种*中，从未提到陈伯达。在我访问陈伯达时，陈伯达最初也不愿谈此事。后来，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四、通过口述历史，可以查明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和江青何时结婚，曾有过多种说法。我在访问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时，她说曾参加过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但是事隔多年，记不清日子。我请她细细回忆，她忽然记起，那天正好是日军空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我查阅了当时延安的报纸，查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是在1938年11月20日。由于毛泽东和江青是分几批、几天宴请朋友，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日子当在1938年11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1938年11月中旬。
当然，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不管怎么说，口述历史毕竟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是“活的档案”。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3）
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献”也就转化为“文”。美国总统下台后，忙于口授*，出版成书。就连赫鲁晓夫，也留下了那么多盘*音带，被整理成两厚本*。作为采访者和作者，采访录音带所记录的历史当事人口述，并没有全部写入作品。有的，甚至只利用了一小部分。正因为这样，这些录音带还有再利用的价值。特别是有的被采访者已经故世，他们凝固在录音带上的声音，益发显得珍贵。我以为，我的这些采访录音带以及采访笔记，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的。在一定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录音带及笔记奉献给档案馆。
在采访时，我从来不“偷录”，而是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光明正大地把录音机放在被采访者面前。通常，被采访者都同意录音。例外的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采访陈伯达的时候，他就不同意录音。他一见到我拿出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问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 ，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让我录音。这样，我录下陈伯达口述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
同样反对录音的是当年“中央*”小组成员关锋。那天，由于我的朋友的帮助，向来拒采访者于门外的他终于接受我的采访。他说：“这几年来 ，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那口气非常坚决，不容商议。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破天荒地允许我录音。他口述了关于毛泽东、关于*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回忆，我庆幸把他的谈话全部录音。
也有人坚决不同意录音。比如，我采访毛远新，采访“中央*”小组成员戚本禹，由于对方一再反对录音，我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没有录音。
与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中央*”小组成员王力。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录音。王力对着我的录音机说：“我历来不怕录音。录音比笔记可靠。我对我讲每一句话负责。”正因为王力“不怕录音”，所以我在前后八年时间里多次采访王力，留下了很多盒采访录音带。王力还跟我说，*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曾找过他，他们在访问王力时居然没有录音，只作简单的记录。王力说，我很赞成你的工作方法，录音是很重要的。
酒越陈越香。这些录音磁带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珍贵。比如，在2006年，“独臂英雄”丁晓兵的名字传遍华夏大地。《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丁晓兵的感人事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连续多日播出介绍丁晓兵的新闻纪录片。丁晓兵的事迹，感动中国。人们把他的名字，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农村党支部的带头人郭秀明、李连成、党的好干部任长霞相提并论，称颂他是新时代的新英雄。他当选“2006感动中国十大杰出年度人物”。然而，在1985年6月，当他二十出头，名字叫丁小兵的时候，我采访了他，为他写了报告文学《可敬的小兵》，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2005年6月5日，丁晓兵带全家来上海看我，我送给他二十年前的采访录音带，他非常高兴，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录音带还在，说这是“宝贵的礼物”。
又如，陈新桂先生在1957年被称为“章罗联盟”的“联络员”而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北京找到这位被“冷落”的历史老人。陈新桂先生花了四小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