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边的话是：“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
灵帝崩，皇子刘辩即位，年十七岁，是为少帝。灵帝皇后何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辅朝政。何进欲灭宦官集团，却被骗入宫中杀掉。何进被 杀，袁绍与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面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收·何进传》）。
【董卓之乱】
当然，最为严重的是董卓之乱。董卓是何进欲铲除宦官集团而召进京的，但“卓未至，进败。”董卓入洛阳，“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又奸乱公主，一如既往略宫人，虐刊滥罚，睚眦必死，群傣内外莫能自固。”（《后汉书·董卓传》）
初平元年二月，其“乃徒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陆墓，取宝物。”其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数千，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以上情况并非能让我们对东汉末年礼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里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东汉时期，累世公卿家族，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这些门阀大族，是朝廷的贵族，又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的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
《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当时“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中的邓氏，也是如此。
《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渴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宫”。
中常侍候览，家在山阳；小黄门段瑾，家在济阳，两人都在济北境内兴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后汉书·宦者列传·候览传》）候览“贪侈奢纵，前后诸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顷。”（同前）。
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皆为中常侍，封候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汉代经济的发展】
当然，话说回来，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体制。其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而形成了专业的官僚阶层，因此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农业的发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和铁犁畜耕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陕北东汉画像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养禽畜，以农舍做为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通过而市集交换集散，所构成的经济交换体系，以及相应的道路网络，形成庞大的市场网。（12）
东汉时期，因庄园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膨胀，东汉政权不得不与豪强势力相妥协。
《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伍》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认的事实。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固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不计其数。东汉前期，实行“柔道”方针，在施政中，“务用安静，解王葬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经过光、明、章三代四十余年的粗安岁月，由于精兵简政，减轻赋役，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这从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见：《后汉书·郡五国》注引《帝王世纪》，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户），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户5，860，573（户），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户7，645，734（户），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有户9，237，112（户），人口达5，356，229（人）。
【东汉末期，根株朽栏】
但至东汉后期，不仅宦官专政，“戎事不息”，还有长期的战争，大瘟疫的流行，据《晋书·地理志》，在恒帝永寿年间，全国有户10，677，960（户），人囗56，486，856（人）；但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减至户9，348，227（户），人囗47，566，722（人）；此为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而在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量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近5千万？除去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
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几次疫的流行规模最大。
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瘟疫。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持续10年，东汉皇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名存实亡，天下分崩。因兵祸不断，灾疫接踵，人口锐减。
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董卓徒洛阳人口百万余到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而关东联军攻讨董卓时，“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司马朗传》）。
曹操在攻徐州陶谦时，“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相尽，墟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户口为之减少，史载：“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魏志·张绣传》）“长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
曹操与吕布相持时，军队“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袁绍、袁术军队无粮，“以桑椹、蒲赢充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传》）。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根株朽栏，其覆灭已是必然。后有诸葛亮对此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
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插入下面的一段——
也就是于此时，我们会发现，谈论起一种生长在树上的小小的昆虫，会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
但它却被借用于宫中之玉器的名字：“蝉是古玉中十分常见的器形，并以打孔区分它们的用途，如头上打孔的为佩蝉；腹上打孔的为貂蝉；不打孔的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是晗蝉……”（见《王敬之说古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借用有一连串可被意会的暗示：因为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也叫了“貂蝉”，这显然是被人命名的，就象后世都有的歌伎一样，要取个艺名。
战火过后的积尸盈野，于天地昏暗中，枝枯叶落，有一只爬在干枯的树枝上的蝉，“无巢无穴，黍稷不食”。然而天无甘露，它也就只是象征地存在。
但是她其质如玉，偏只选于“腹上打孔”，是那种命定的与宫中之事隐约相关的绝佳之色，但却来自于田野，“高洁不群”，过了若干个朝代，很久以后的人们，怎么去还原那时历史的这一幕之真实呢？
遇有异族入侵，后又被蒙古征服的中原汉族，便时常想到他们祖先的血脉，最容易先想到的就是祖先中的英雄，如吕布，当然此人在人品上是小人，不比关大爷。关公之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八十二斤，有道是“酒尚温时斩华雄”，于万之众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当然，有英雄必有美人，只可惜关公在《三国演义》一出场，年纪应该并不很大，就被尊称“关公”。千里走单骑，忠心护兄嫂，是为忠义楷模之武圣，可是没有美人相映衬，仍不能解此困结，于是，元人便编出这许多的杂剧。
【“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
因为“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关大王月夜斩貂蝉》，见于《今乐考证》等书著录，作者无考。究其由来，“斩貂”之事于史无据，也不见于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导有四折北杂剧《斩貂蝉》，列入“具品”，并引《庄岳委谈》：“《斩貂蝉》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明代王世贞曾作《见有演〈关候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诗》，诗中写貂蝉“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瘟候。”不料关大爷则闻言大怒，“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眼”，最终使貂蝉“孤魂残舞衣，腥血渐吴钩。”
如此狗尾续貂之事，竟有众多的同类型翻版，且有一定的历史之“连续性”：明代传奇《连环计》故事情节中，将“斩貂”情节揉入其中。作者为王济，吕天成《曲品》将其列入“妙品”，所道的是，董卓死后，貂蝉改妆逃到王允府中，王允让吕布与其结为夫妻，后曹操擒吕布，貂蝉自然也顺带其中。
也许正是象传说中的那样，曹操为拉扰关羽，将貂蝉送给他，貂蝉向关羽献媚，却没想到被关大爷斩之。清代刊行的戏选集《缀白裘》中，有短剧《斩貂》。戏中关羽有言：“我想权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丧夫，即貂蝉也。”因此而提剑斥之：“骂一声貂蝉女无义不良”，道一声“俺关公今夜里斩了他万世扬名”。
如此之作，显然不是出自于英雄配美女之意，而是为了反衬关大爷不近女色之“显烈”，但却对貂蝉同为“烈女”之义举，一笔抹杀。对此，李调元《剧话》卷下引《升庵外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