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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国国情中，如果一个人口喊领袖“万岁”而被认定是“万碎”，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一张领袖“标准像”被认定是在“偏听偏信”，有谁能承担如此重责？火焰的朝向被定性为用心险恶，确使人不寒而栗。如果一件艺术品最终被认定是对“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对有关方方面面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九届全国美展的评委们（詹、闻都是评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辩这个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上海的有关领导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圆洞中加一天桥，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种种，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在“文革”那种极端的环境中，这种“诛心之论”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国国情中，“后现代批评”衮衮诸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极端”的“有趣”，不应当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学和深刻，而应当意识到手中如椽巨笔的分量之重，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批评，不能没有分寸；诠释，不能没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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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可如实回答（1）
可如实回答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期间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这个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不过，“《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了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一百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当时报纸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买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被通知到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是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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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可如实回答（2）
不是故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里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是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的证明，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遗憾的是，我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这一纸规定保留，当然我也没有保留。细细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就是这样丧失的。
另一方面，对于不少外宾、海外华人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当时发表了有关的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现在有人劝他在文集中将这些文章重印时，他诚恳地表示“我却愿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把它忘掉”，虽只简单几个字，却饱含一个真诚的学人了解实情后的沉重反思与难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国内却很有某些“学界新锐”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经济还很繁荣”一类的论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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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历史问题”是许多人惨遭迫害的原因，此时二十八岁的青年中学老师刘心武，当然没有“历史问题”，所以不必担心被当做“历史反革命”揪出来。不过，他却十分害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当时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甚至没有说错话也会被人“上纲上线”，而日记、书信之类，更是“危险品”，许多人只因日记、书信中的一句话便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此时，他谨言慎行过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时他还是单身。一天，比他年长的同事夫妇请他到家里吃饭，在同事家的书架上，他发现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说《日子》。同事两口子老家是云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没等红卫兵上门抄家，主动处理了许多图书，可能由于家中前辈好几位都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过学，而《日子》描写的恰是爱资哈尔大学的生活，所以还是冒险将此书悄悄留下。他与同事夫妇是彼此“信得过”的朋友，就从他们家借回此书。那时候，只有“信得过”才能彼此借书。
回到宿舍，当他打开这本书时，突然从中掉出一张折叠得很薄的纸，未加考虑，便展读起来。原来是云南老家一位亲戚寄给同事两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注明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春节。但是，“我读完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因为“那是一封报丧的信。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名单很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许多受伤者，“兹不详赘”。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光与他们两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怎么会死掉那么多人？而且，报上没那么说、广播里没那么播，那事情就应该是没有。散布、传播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谣。造谣不仅可耻，而且有罪。再说，革命者应该懂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这封信竟只是纯客观地报道死讯，写法也成问题。”
该怎样处理这封信，刘心武非常为难，以至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一封信何至于此，把信还给人家，说明无意中看了私信，道个歉顺便问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个非常年代，“正常”行为往往会铸成大错。他与这位同事彼此“信得过”，但在交谈中他们从未对刘提起过家乡的地震、亲人的死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说出这些，“现反”无疑，他们和写信者都将被“专政”。现在，同事、朋友中交谈这类事太正常不过，但在那时就是“犯罪”。刘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还给同事，同事夫妇一定会紧张万分，因为这种内容的信已被别人知道，若再扩散，他们的结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会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