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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否记得这封信夹在书里？刘心武也没有把握。随后的几天，他注意观察，同事的眼光并未和他对接，也未主动接近他。他主动凑到同事身边几次，甚至小声说：“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完全不接这一茬儿，眼神木然，并无探询成分。他断定，同事完全不记得把信夹在书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会想起此信，没准会向他问及。但过了一周，他们夫妻二人均未提过此信，于是，他决定不提此事，把信夹在书中不动声色到同事家里，径直把书插到书架。但临到行动时，又犹豫起来，因为搞不好会弄巧成拙，问题反而复杂化。思来想去，他最后把书还给他们，却把信悄悄烧掉了事。“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私信而产生任何一种心理反应。我将永远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过《日子》，而没看到，也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发生过那样可怕的地震。”（刘心武：《我是刘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页）
刘心武没有提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其实他当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这封信上交“组织”，这样他就“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别天真、单纯，就会这样做，因为可以完全“相信组织”、“相信革命”，当时这样单纯天真的人确实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诈，也会这样做，因为自己会由此得某些好处，当时这样自私狡诈的人也委实不少。但不论是天真单纯还是自私狡诈，结果却都一样，收信人和写信者将大倒其霉。他未将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烧掉，说明他既不那样天真单纯，也不那样自私狡诈。不过，只要想起曾经悄悄烧掉别人私信，他总还是感到自己做了“亏心事”。
其实，他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内疚。在那个畸形年代，这确实是“最佳选择”，不然，那两口子将长期惶惶不可终日。刘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并无“异端”思想，更无“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们与其他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然而，在“全面专政”的年代，“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领域，就是要干预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让平民百姓都没法正常过日子。《日子》中的一封普通家信就让刘心武如此焦虑不安的日子，确是最荒诞、畸形、难过、可怕的“日子”。所以，刘心武祈盼：“真实情况不再被封锁为秘密，日子不要再让它特殊而应使其永处正常状态，而像我曾做过的那种亏心事，越离得久的后辈们，越必须经过多层诠释，才能费劲地懂得，那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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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早请示，晚汇报（1）
早请示，晚汇报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的表扬报道，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读”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如果这位“领读”者不是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读”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节。（葛剑雄：《病室忆旧》，《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而《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则要求在“晚汇报”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写一天总结，曾参与《人民日报》创办、彼时尚被批斗的李庄先生回忆说：“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李庄：《三上干校》，《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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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早请示，晚汇报（2）
在农村，同样要求要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活动。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 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9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