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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
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G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Ｙｅｓ，ｂｌａｓｔｈｉｍ），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
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因，他们就把这种？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额的通行税也妨？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因为他们本身？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１８４３年２月，威尔士农民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岗止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过和？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和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竞比英格兰的高１—２倍甚至３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块土地。虽然大不列颠的耕地有３２００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１４００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颠每年出产１５０００万英镑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３６００万英镑的农产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颠多７５０００人G。这一极不相称的情况已？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８５０００００居民中，有５８５０００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G，爱尔兰有２３０００００人没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２７％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贫穷的？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