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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120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贫困的?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1843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5'。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yet,thereisagreatdealofmoneymade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isworthtenthousand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bettersortof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faire,laissezaller122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