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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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运动- 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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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辨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阔佬被传到,或者更正确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因为打搅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诉讼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对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结果是罚他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几乎总是先被扣押起来,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一切辩护只得到一个轻蔑的回答:“呵,我们懂得这些借口!”最后是被处以罚款,可是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游民(arogueanda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的)送进监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现在还在议会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儿游玩和欢跳。现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铁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车费(降到1辨士1英里,约合5银格罗申1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阔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露骨太公开:实在无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名声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兰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书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证词——即根据被告的证词——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P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请愿书。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极力反对这个法案的议会议员。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拢,自由资产阶级看到工人的激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愤面前,根本也没有一个人特别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破产了。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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