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ｓｈｅｂｉｄｓｈｉｍｔｏｂｅｇｏｎｅ），“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１６０１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如果没有工作，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１８３３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6＇。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斯提斯的床上去，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来警戒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１８３４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 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les）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规定，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只实行原则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错了。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8４３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习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的：“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习艺所里放出来两天就死掉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谈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P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习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的是习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诉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让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没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们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习艺所时还挨了一顿臭骂。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莱斯特死掉了。
据验尸的医生证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习艺所的规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习艺所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１８４３年１２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员去调查。他查明，有４个流浪汉（ｔｒａｍｐｅｒｓ——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G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ｂｌａｃｋｈｏｌｅ）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坐禁闭室的人数常常多到７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里的则往往有２０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拒绝上教堂而被罚坐禁闭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
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１８４４年１月在萨福克的拜克顿的习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一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极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们在夜里值班，就用绳子把那些不安静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羊痫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