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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让我把喷泉画下来。对于一个业余画家来说，画下这个喷泉是一个雄心勃勃之举——一个椭圆形的水池，水池中央是经过斧凿的岩石岛，岛上布置有整齐的石雕热带植物以及英国野生蕨类植物的逼真的叶子；十几道溪流在岩石间流过，仿如泉水，珍奇的石雕热带动物在泉水旁边奔逐嬉戏，有骆驼，长颈鹿，还有张牙舞爪的狮子等等，全都在喷水。岩石堆上，人形山头的顶部，矗立着一个红沙岩的埃及方尖塔——这件东西远非我的能力所能画好的，但是靠了某种很奇怪的运气，我竟把它画了出来，并且以审慎的精炼和漂亮的手法产生了一种很不错的皮拉内西的效果。“我把这张画送给你母亲好吗？”我问。
“为什么？你并不认识她。”
“这样显得有礼貌。我现在住在她家里。”
“把这张画给保姆吧。”塞巴斯蒂安说。
我这样做了，她把它摆在五斗柜上她的收藏品中间，并说它画得很像。她常常听人称赞那喷泉，不过她自己从来也看不出它的美。
对我来说，这是新发现的美。
自从我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常常骑着脚踏车去附近的教堂周围转悠，摸摸各种铜器，拍几张圣水盆的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热爱建筑物的习惯，虽然在观点上我和我这一代人一样，轻易地完成了这样一步飞跃，即从罗斯金的清教主义到罗杰·弗赖的清教主义，但是我内心的感情却是保守的，倾向于中世纪的。
我就这样转移到巴罗克的建筑上来。这里，在高高的傲视一切的穹顶下，镶板天花板下面；这里，当我穿过一道道拱门和残缺的古希腊式的山墙，来到用圆柱支撑着的阴蔽地方，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喷泉前面，观察喷泉的种种阴影，追寻萦回不散的回声，尽情享受所有这些勇敢和创造的丰硕功绩时，我就感到精神焕发，仿佛那在石雕中汩汩喷流的水真是生命之泉。
一天， 我们在一只小橱里发现了一个还能使用的、涂着日本亮漆的铁皮油彩盒。
“这还是妈妈一两年前买的。有人跟她说，只有试着画画油画，才能够欣赏世界的美，为了这盒油彩，我们可把妈妈大大地嘲笑了一番。她根本不会画画儿，不管油彩在颜料管里有多么鲜亮，可是妈妈一把它们调和起来，就变成了土黄色了。”调色板上乱七八糟干了的污痕证实了这句话。“妈妈总是吩咐科迪莉娅去洗画笔。结果，我们都表示抗议，这才使妈妈歇手不干了。”
这盒颜料使我们起了把办事处装饰起来的念头；这是通柱廊的一间小屋子；它曾经用来办理地产事务，现在闲置起来，只存放了一些花园游戏用具和一桶干芦荟。这间屋子显然是为了住得舒服一些而设计的，也许是做一间茶室，或者是做一间书房；因为四壁的灰泥墙都装饰着雅致的洛可可式镶板，而屋顶也精致地做成圆拱形。就在这间屋子里，我在一个较小的椭圆形框子里勾出一幅富于浪漫情调的风景画，以后几天再涂上色彩，而且靠运气，也由于当时心情愉快，我居然把它画得很成功。不知怎的，好像要那支画笔怎么画它就怎么画。这是一幅没有人物的风景画，画的是白云蓝天的夏日风景，前景是一座爬满了常春藤的废墟，岩石和瀑布掩映着后面那片渐渐远去的园林。我不大懂油画技术，我一边画，一边学。一个星期后，画完了，这时塞巴斯蒂安急于要我在一块大的镶板上再画一幅。我就又画了一些草稿。他叫人取来一幅名叫“游园会”的画，上面画着一架用飘扬的丝带装饰着的秋千，一个黑人听差，还有一个吹风笛的牧羊人，但是画着画着我就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幅风景画的成功是凭了好运气，而要画出这样精致的一幅模仿作品，却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一天，我们和威尔科克斯一起下到地窖里，在那里看到一个贮存着大批葡萄酒的空空落落的壁洞；现在只有一个十字甬道还在使用着；甬道里的箱子装满了东西，有些箱子装着已经贮存了五十年的葡萄佳酿。
“自从爵爷出国后，就再也没有增添什么酒了，”威尔科克斯说。“有大量的陈葡萄酒该喝掉。本来贮藏个十八年或二十年也就够了。我收到酒商寄来的几封谈到这些酒的信，可是爵爷夫人却让我去问布赖兹赫德勋爵，而布赖兹赫德勋爵又让我去问爵爷，而爵爷又让我去问律师。事情就这样拖下来。照现在这样的速度来喝酒，存的酒够用十年了。可是到那时我们又会成什么样子了呢？”
威尔科克斯尽情款待我们；我们吩咐从每个箱子里分别取出一瓶酒来。在同塞巴斯蒂安一起度过的那些宁静夜晚，我和葡萄酒初次真的结交了，并且播下了丰收的种子，这样的丰收在以后许多百无聊赖的年月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和我经常坐在“彩绘客厅”里，桌上摆着三瓶打开的葡萄酒，每人面前摆上三只玻璃杯。塞巴斯蒂安找到了一本论品尝葡萄酒的书，我们就按照详细指导来品尝葡萄酒。我们先把酒杯放在蜡烛火焰上温一下，然后把酒杯斟上三分之一的酒，接着把酒旋转起来，小心地捧在手里，随后把酒举到灯亮前照一照，嗅一嗅，呷一小口，再喝一大口，让酒在舌头上滚动，就像在柜台上滚动一个硬币那样，让酒在上腭上滚动，然后向后仰起脑袋，让酒一滴一滴流进喉咙。然后，我们就谈谈这种酒；咬一点巴斯·奥利弗牌饼干，接着再品尝另外一种葡萄酒；这种酒品尝完了，再回过来品尝最初的那种，然后再品尝一种新的，到后来这三种酒轮流着品尝过了，酒杯的顺序全乱了，哪个酒杯里到底盛的是哪种酒我们争论不休，酒杯在我们俩之间传过来递过去，直到这六个酒杯中有的已经掺进了我们从不一样的酒瓶里倒进来的混合酒，直到我们不得不每人用三只干净酒杯重新开始，酒瓶空了，而我们对酒的赞扬也更加放肆更加出奇了。
“……这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
“像一个矮妖精。”
“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
“就像寂静水边的一枝长笛。”
“……这是增长智慧的陈酒。”
“是山洞里一位先知。”
“……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一匹独角兽。”
这时我们常常离开餐室里金黄色的烛光，到外面星光下，坐在喷泉边上，在水里冰一冰手，醉昏昏地谛听岩石上泉水的泼溅声和汩汩声。
“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晨塞巴斯蒂安这样问。
“不错，我想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很少见到生人。有一个是代理商，一个身材瘦长的上校，他有时在路上遇到我们，到我们这儿喝过一次茶。通常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每逢星期日都从附近一个修道院请来一位修道士做弥撒，并且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他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教士；我注意到他不像一位教区牧师，但是布赖兹赫德是一个使我着魔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那里的一切事情，一切的人都要不同凡响。实际上菲普斯神父是一个温和的、长着小圆面包脸孔的人，他对当地板球戏很感兴趣，而且顽固地认为我们也跟他一样喜欢板球。
“你知道，神父，查尔斯和我根本不懂得板球是怎么回事。”
“我真希望我能看到坦尼森上星期四是怎么赢五十八分的。那一定是很精彩的一局。《泰晤士报》的评论好极了，你们看过他同南非人对打吗？”
“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好多年没有看过一场第一流的比赛了——那年格雷夫斯神父带我去参加安普福尔斯的修道院院长就职仪式后，路过利兹，他带我去看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了。神父设法查出了一趟合适的火车班次，让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等着看下午迎战兰开夏的那场比赛。比赛是在下午。那一场的每个球我都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只好靠报纸和看球赛了。你们很少去看板球吧？”
“从来不看，”我说，他看着我，表情又天真又惊讶，这种表情以后我常常在教徒的脸上看到，他奇怪像我们这些面对尘世种种危险的人们，竟然很少利用尘世间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望弥撒，去望弥撒的人很少，布赖兹赫德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马奇梅因夫人领进来几个信天主教的仆人，可是大多数仆人和所有的村民，倘若要在什么地方祈祷的话，那就是在庄园门边那个灰色小教堂里面弗莱特家族的坟地中间。
塞巴斯蒂安的信仰当时在我看来是个迷。但是我并不特别想解开这个迷团。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小的时候，每星期都被人带去做一次礼拜，上学时天天都去学校小教堂做礼拜，可是仿佛作为一种补偿，自从上了公立学校，假日的礼拜就免掉了。给我讲神学课的教师们告诉过我，《圣经》的经文完全不可信。他们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去作祈祷。我父亲不做礼拜，除非遇上家庭有什么事，即使去，也是带着些嘲弄的意味。我母亲呢，我认为她是笃信宗教的。我以前觉得很奇怪，她竟会认为她有责任抛下我和爸爸，跟着一个战地救护队去塞尔维亚，筋疲力尽，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里。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精神。也是后来在一九二三年我接受了要我信教的要求，从来没有费心思去考虑这些要求，并且把超自然的现象当作真实的接受下来。在布赖兹赫德那个夏天，我意识到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自从认识了塞巴斯蒂安以后，常常地，几乎是每天，他的某些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想起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把这种情形看成是一种小小的弱点，就像他爱那只玩具熊一样。一直到在布赖兹赫德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们才谈起这件事来，这时菲普斯神父已经走了，我们坐在柱廊中间看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使我吃了一惊：
“哎呀，当一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一直如此。”
“嗯，我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难道你正在抗拒什么诱惑吗？看来你的德行未必比我的高多少啊！”
“我比你坏得多。”塞巴斯蒂安激愤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
“是谁常常祈祷，‘啊，上帝，让我变好吧，可至今没有变’？”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你吧。”
“嗨，不错，我祈祷，天天都祈祷。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又埋头看起《世界新闻》报来，一边说，“又是一个很坏的童子军领队。”
“我想他们千方百计要你相信一大堆胡说八道，你相信吗？”
“胡说八道？要是倒好了。在我听来，有时还很有道理呢。”
“可是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