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若论心胸宽广、鉴人视人，裴不如萧）；刘的性格则有点像张良，为人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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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文静的“隆中对”
刘文静在晋阳当县令时，即察觉出李渊有雄图大志，因而也倾心与其结交。（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
待刘文静看到李世民时，更是感到非常惊讶钦佩，对裴寂说，李世民不得了，太有才了。可惜裴寂并不认同（寂未谓然）。
后来，刘文静因与李密联姻的关系（“反贼”亲属），被捕下狱。
李世民此时看到天下已乱，也有心造反，只愁找不到同谋者（造反是要诛九族的大罪，也确实不太好找同谋者），就偷偷来狱中探视刘文静（秦王顾它无可与计者，私入视之）。
李为什么看中刘？笔者估计，可能一来觉得刘是个人才，能够帮的上忙；二来刘已经因“反贼”姻亲身份而下狱，应该对现实有不满情绪，可以发展发展。
刘文静何等精明之人，对李世民来意大概猜了个###不离十，心中窃喜，有意挑逗说：“天下方乱，非商汤、周武、汉祖、光武这样的英雄不能平定。”（文静喜，挑言曰：“丧乱方剡，非汤、武、高、光不能定。”）
李世民是个爽快人，见刘文静直入正题，也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怎么知道现在就没有这个英雄？我今天来，不单单是为了嘘寒问暖。改朝换代将至，想跟你共同干一番大事，请为我合计合计。”（王曰：“安知无其人哉？今过此，非儿女子姁姁相忧者。世道将革，直欲共大计，试为我言之。”）
两人互亮底牌后，也就没什么可避讳的了。此时的刘文静，就仿佛三国时的诸葛亮一般，对时局进行了一番全面冷静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刘文静版的“隆中对”。为便于说明，以下将这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分析现实情况。
刘文静指出：李密盘踞中原，虎觑洛阳；炀帝偏安扬州，天下失控；盗贼蜂起，不可胜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
诸葛亮则指出：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割据势力不可胜数。曹操雄霸北方，拥兵百万；孙权割据江东，兵强马壮。
其次，明确军事主攻方向。
两人通过对现实的分析，都提出了避实击虚的军事主攻策略。
刘文静认为：杨广在扬州，带走了隋军主力的一部分。李密在河南，又牵制住隋军主力的另一部分。所以，关中地区实际上非常空虚。目前最好的策略应为暂且避开强大的李密、杨广，先挥师直捣长安，再以此为根本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天下可定。（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
诸葛亮认为：曹操势大，不可与之争锋；孙权雄厚，可交而不可图。当务之急，应该先占据弱小的荆、益，并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壮大。待时机成熟后，再问鼎中原。
最后，提出政治策略。
刘文静认为：政治上要打“义”旗。当时天下民不聊生，如能顺应民心思治的大势，则夺取天下如探囊取物。（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
诸葛亮认为：政治上要打“汉”旗。即刘备应以兴复汉室的名义，收揽天下雄才。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刘文静与诸葛亮的思维过程惊人的相似！英雄所见略同，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李世民听了刘文静的分析后，笑道：“此言甚合我意！”便偷偷将刘放出，二人共同做起了造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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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个版本（1）
关于李渊起兵的记载，史书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以下为两唐书、《资治通鉴》版本：
对于李世民、刘文静小团队而言，要实现起事的目的，必须先解决一个关键环节：做通太原集团一把手——李渊的思想工作（按以上史书记载，李渊当时还不想造反）。
考虑到裴寂与李渊的特殊关系，二人觉得如能先拉裴寂入伙，对说服李渊将大有帮助。怎么拉裴寂入伙呢？刘文静认为，裴寂经常哭穷，表明他缺钱花，如果能投其所好，应该不难搞定。
于是，刘文静便凭借自己与裴寂的交情，首先介绍李世民与裴寂认识。李世民则按计划找人与裴寂赌博，故意输钱给他。裴寂得了好处，果然十分高兴，跟李世民的关系也逐渐融洽起来。时机成熟后，李世民便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裴寂也没推辞，一口应承下来。
而裴寂帮李世民的第一步，就是用晋阳宫的宫女来侍候李渊（一旦事情败露，李渊想不反都不成）。
之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父亲摊牌。
没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找到了机会。刘武周起事前，突厥派兵入侵马邑郡，李渊派自己的军事副手高君雅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抗敌。但高、王联军作战不利，吃了败仗。李渊担心因此被炀帝治罪。
李渊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一方面，心怀猜忌的杨广早就想寻机向李下手；另一方面，败将受严惩的先例也实在是太多了。
李世民抓住父亲恐慌的心态，为李渊作了一番分析。首先，他指出现状：如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到处都在打仗。接着，他阐明因循守旧的后果：下面的盗贼要打你，上面的皇上要罚你，这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最后，得出结论：只有顺应民心，倡举义兵，才能转祸为福。
（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非常吃惊：“胡说八道！大逆不道！老子我现在就把你送交官府！”并取来纸笔，好像要写告发信。
李世民并不慌张，缓缓说道：“我是看大势所趋，所以才有此论。如果父亲一定要告发我，大不了脑袋上碗大个疤。”
李渊看到李世民态度坚决，这才说了点实话：“我怎么会告发你？只是怕你乱讲话。”（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摸底之后，估计李世民回头又和刘文静商量了一下，觉得有戏。老头子不是不想干，只是有其他顾虑。
于是，李世民第二天再次进一步为李渊作了分析。
其一、盗贼太多。就太原郡这点力量，猴年马月才能消灭干净？所以，获罪只是迟早之事。
其二、因“李氏将王”的图谶，姓李之人备受猜忌。就算李渊能够将盗贼讨灭干净，也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
其三、再次强调，只有起兵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次李渊终于没有再打太极拳：“我一晚上都在考虑你昨天的话，也很有道理。一旦起兵，不论成败，都是由你所致。”（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向李世民表明态度后，李渊又去找裴寂喝酒。当然，他的目的自然是想拉这个老哥们儿入伙。而裴寂这边，可能事先已得到李世民的消息，喝了一会酒后，便直入正题：“你的宝贝儿子偷偷养军马，想干大事。另外，我以晋阳宫宫女侍候你，害怕事情败露后，被株连九族。我也想干。你看该怎么着？”
裴寂能主动表态，李渊当然求之不得，立即顺口说道：“是啊。我儿子是有这种想法。事已至此，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跟着他干了。”
不久后，炀帝果然派来一个使者，说因为李渊在马邑吃了败仗，要捉拿他到扬州问罪。
李世民、裴寂等人见事情紧迫，立即催促李渊起事，并把主攻关中的计划告诉了他。
李渊同意了，偷偷着手调动部队，准备马上行动。但奇怪的是，炀帝很快又派来使者，赦免了李渊之罪，让他官复原职。
虚惊一场后，李渊的计划暂时推缓了。毕竟，如果准备的更充分一点，起事成功的概率更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5、两个版本（2）
但是，如果再看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录》，就会发现此事还有另外版本的记载。
据《起居录》载：李渊因为自己姓氏入了图谶（李氏当王），又因为太原这地方有帝王之气，害怕被杨广猜忌，所以一直韬光隐晦（这一点，两唐书也曾讲到）。
大业末年，杨广埋怨李渊抗突厥不利，要拿他去扬州问罪（上一版本的最后也曾提到）。
当时，李渊被关进太原大牢，对来探视他的儿子李世民（其他儿子基本都在河东郡）说道：“杨氏将灭，李氏当兴。我之所以迟迟不起兵，全因为你的兄弟们还未到齐。现在，皇上要拿我问罪，而且此事很可能还会牵连到家里人。我走之后，你们兄弟几个只管起兵，不要顾忌我。否则，我们全家都会有灭顶之灾。”（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李世民哭道：“不如砍破牢笼，学当年的刘邦，先到山上落草，静观时变。”（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
李渊道：“或许我命中注定该有此一劫。即使可以跑出去，但仅靠咱父子俩，能够干些什么？如果天命真在太原，我自当渡过难关，又何必逃跑？”（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以上几句对白，可能有粉饰之嫌。要让李渊乖乖跟使者去扬州，那肯定不现实。而马上跟隋王朝撕破脸皮这种可能，估计李渊也早就想到了。但他认为，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尚可以再等等。这正是他能够沉住气的地方。
果然，几天之后，炀帝赦免的使者就赶到了太原。后面记载同上一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起居注》中，并没提到李世民曲折劝谏李渊之事。在《通鉴》等书中，也未提到李渊在牢中与世民的对话。
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按《起居注》理解，起兵完全是李渊的计划；而按《通鉴》等书理解，起兵则完全是李世民的主张。
到底哪个是真？
关于这一点，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说，《起居注》有美化李渊之嫌，也有人说，《通鉴》等书纯粹是李世民的宣传工具。反正死无对证，怎么说都行。
但只要稍稍对照一下史书，就会发现至少有两点没有争议。
一、李渊在主观上具备起兵动机。这一点，甚至连刘文静都看出来了（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
二、李渊不想在准备不充分时贸然起兵。这一点，两个版本的记载是一致的。《起居注》中还讲了原因：一是李渊担心河东郡的家眷。二是李渊怕贸然起兵后没人跟随，想继续打着合法的旗帜干。
如果这两点能够确定，则《通鉴》版本与《起居注》版本就能合二为一。
李渊当然想起兵，但因准备不充分，所以迟迟不动作。眼看炀帝要拿父亲问罪，李世民急了，前去催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