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５—１９岁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已有２７％感染上了艾滋病！ 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 在中国，截止１９９９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７９％的ＨＩＶ感染者为２０—４０岁人群，年龄小于１９岁的感染者占９．５％！ 据中国生殖卫生教育学会就青春期教育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中国的少男少女与１０年前相比，已提早一年进入性成熟期，然而他们当中８４％的人“对应掌握的性知识毫不了解”。同时，今天中国的人口流动性比任何时候都大，而社会的开放程度又使青少年对早期性行为和非婚性行为采取了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信息室主任刘康迈认为，常规防范教育多放在所谓高危人群上，未免目光短浅。他警告说，如果对青少年在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行为方面的无知熟视无睹，“将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中国，１０—２４岁青少年占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最健康的人群，如今他们的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正在日益受到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威胁。由于性知识的匮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难免陷入误区。 北京同仁医院洪宝瑟教授曾经告诉过记者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初中女生去医院妇科看病，大夫告诉她说她怀孕了，这个女孩并没有什么惊讶的反应。等出了诊室，外边有三个背书包的男生在等她。这个女孩很骄傲地对三个男生说：“大夫说我怀孕了。”三个男生异口同声地说：“啊！那就生吧。”这让人奇怪而不解，那三名男生竟看不出哪一名是当事人，好像他们把非常严肃的事当成游戏了。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信息中心陈一筠主任告诉过记者另一个例子：北京一个高二的女生，她怀孕时自己和家长都不知道。一次上体育课时闹肚子疼，请假回去把孩子生下来了，后来慌乱之中把孩子扔了，那可是杀人罪呀！后来这位女生被抓了起来。 上述事件的错误难道仅仅是孩子吗？ 缺乏青春期性教育，难道不是上述祸事的根苗吗？ 据有关专家介绍，１２—１６岁的中学生被称为“脆弱年龄”，他们平时接触与性有关的内容比２０年前多了数百倍，在这类信息的刺激下，他们更加早熟，性观念也更加开放，由于他们缺少性知识，这就为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１９１８年４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他以他全部的生命张力和创作激情喊出了永垂万世的心声——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 ８０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作回应吧！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 。 想看书来
无缘无由的祸根
从来不进医院的阿新，已是第三次从医院里出来了。 第一次进医院是在一个多月前，海潮刚刚袭击了这座年轻的南方大都市，狂风暴雨海浪搅乱了的一切还没有得到恢复，阿新就在阿萍的陪同下走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让医生给他彻底检查一下拖了半个多月尚未痊愈的感冒。至今阿新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医生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问了问病情和症状，看了看舌苔与喉道，“有多长时间了？” 阿萍抢着答道：“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女医生白了阿萍一眼，阿新忙解释说：“有十多天了，吃药不见效，头老疼，轻飘飘的，浑身上下一点劲都没有——” 女医生又瞟了阿萍一眼，阿新不自在起来：“哦对了，我这臂弯还长了不少湿疹呢？” 女医生停下了笔，睁大了眸子：“哦？湿疹？我看看！” 女医生仔细地检查了阿新的症状，然后语气略显沉重地对阿新说：“办入院手续吧，你需要住院复查！” 在一旁张罗的阿萍似乎从女医生那一双略显吃惊与忧郁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住院？有必要吗？咱们阿新可不是闲人啊！” 女医生又瞪了阿萍一眼：“废话！难道住院的都是闲人？”说着又撕了一张化验单给了阿新，“血检！” 阿新接过化验单，点着头：“好！好好！我这就去。” 离开了急诊室，阿萍领着阿新办完了住院手续，来到了化验室抽取了血样，护士领着阿新和阿萍来到传染病室。 阿萍一眼就看见了病室门口悬的牌子：“不对！怎么是这儿？” 护士说：“入院手续上不是写明住传染病房吗？” 阿新一听也跳了起来：“住传染病房？你们开什么玩笑啊！我这感冒是传染病吗？你们有没有搞错哇！” 传染病区的医生听见争吵走了过来，拿起住院手续一瞄：“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的，你不住这儿住哪儿？” 好说歹说，阿新终于忍气吞声住了下来：“呃，我说阿萍，你好好看看那化验单上是什么东西——” 阿萍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要明天才知道呢！” 阿新琢磨着阿萍的脸色，心里也有些七窍生烟的味道：“你那马脸拉那么长干吗？不过是一点小病嘛，你以为我死了不管你啦？你不乐意待在我这儿，我让阿秀来！” 说着阿新便要拨手机，阿萍强颜欢笑地拦住了阿新：“有啥不高兴的，我在这儿不是好好的吗？你要她们来，我就走。” “待在这儿就好，只是别马脸对人就行！” 这一夜很凄清。窗外是无边的夜色，偌大一个病区一切都已死去，似乎只有走廊尽头医生办公室的灯光还活着，大都市喧腾嘈杂的市声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恐怕是无论如何到不了这里来的。 阿萍趴在床沿上似睡非睡，阿新伸出抚摸过她千百次的手掌去抚摸她的脸庞，她被惊醒，神经质地推开他的手臂，为了掩饰刚才的失态，她又欲盖弥彰地补充道：“公众场合，别人看见了多不好！” “过来！”阿新命令道，“老子今晚非要你给我暖脚又怎么样！” 阿萍怕再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只好脱了鞋，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别折腾了好不？我就在这头给你暖脚，行吗？” 阿新叹着气没有吭声。 对于阿新和阿萍来说，这一夜好长好长。 阿新原本是宝安小铲岛附近的一个渔民，祖祖辈辈像浮萍一样在内外伶仃洋里飘来荡去，听潮起潮落，以打鱼为生。改革开放以来，宝安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一下子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大都市的一个区，阿新也由一个渔民摇身一变开起了商铺成了老板，宝安的变化越来越大，阿新兜里的钱也越积越多。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阿新的事业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他不仅在蛇口置了产业办了公司，还在龙岗搞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电子元件厂，在东莞也搞了一家家用电器厂。昔日小渔村的穷烂仔成了家资数千万的大款，的确让人耳热眼馋。 也正是阿新在自己事业处于颠峰时期，认识了阿萍。那时候阿新已经四十出头，阿萍还不满二十。阿萍是来自湖南嘉禾的一个湘妹子。虽说阿萍出生在嘉禾山里，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以及不一般的谈吐，丝毫让人感觉不出来山里人的味道。初打照面，冷不丁还让人以为是哪个县剧团的演员呢！这种所谓“气质”上的变化，阿萍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那时候阿萍初中刚毕业，家里贫困，父母无法再让阿萍读书了，她便随两个同学外出打工。第一站便是距家一百多公里外的彬县，三个人刚在彬县火车站落下脚来，一个中年女人便敲门而入。中年女人伶牙俐齿，告诉她们说南下广州深圳有大钱可赚。阿萍一听心里便乐了！好啊，只要有钱赚就行，等手中攒下一把钱后，她还想读书呢！ 于是，三个不满十八的小姑娘便跟着中年女人乘车来到广州，后又转车来到东莞大朗。大朗虽是小镇，但交通发达，又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径上，灯红酒绿，繁华不亚于都市。阿萍等人住进了南粤大酒店，说是当服务员，其实是陪酒女。阿萍记得她和两位小伙伴住进南粤之后，那位接她们来的中年女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天晚上，酒店老板就要她们去陪客人喝酒，客人每喝一瓶酒，她们可以提成２０％，可是姑娘们却从来没有喝过酒呀！远离父母，人生地不熟，三个姑娘一合计，只有横下心来豁出去了，陪就陪吧，不就是喝酒吗？又不是喝毒药，客人喝得，咱也喝得。一晚上下来，小姑娘们手里也有了十多二十元钱。回到拥挤的宿舍里，小姑娘们难受极了，又把喝下去的东西全都倒海翻江地吐了个干净。二三天之后，姑娘们已是“酒精”考验了，端起大杯小杯来一点不怵。 一天夜里，老板把阿萍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扎钱来交给她，阿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不敢接。 老板笑了：“这是你的奖金呀！你干得好，月底我再给你。” 阿萍颤颤巍巍接过钱那一瞬间，灯光灭了，老板趁势把她抱到沙发上…… 阿萍也就在这一天晚上失去了她的贞操。 泪水曾伴她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但是毕竟自己有钱了，有钱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自那以后，阿萍的工作性质有了质的变化，她不再陪别人喝酒，当上了领班，只需要安排手下的小姐陪客人喝酒就行。但是有一个人她是非陪不可，那就是酒店的老板，不过陪的内容也有了变化，不是陪喝，而是陪睡。 隔了一段时间，老板娘发现了老板和她之间的猫腻，连哭带闹要老板将阿萍解雇了，并且赶出东莞。失去靠山之后，阿萍便来到了深圳，出道一两年的磨练和熏陶，已经把阿萍彻底变了一个样儿。一颦一笑的媚态，一步一摇的丰姿，特别是又甜又软的话语，男人见了少有不陶醉倾心的。 款爷见了靓妹，一切通俗小说里能够出现的情节，都在阿新和阿萍身上得到了印证。 事情就这么简单。眼前这个世界上，好像钱与色是两种最易融合的物质，只需彼此心照不宣地稍微一勾兑，灵与肉的交易就被搞定了。 阿萍成了阿新的二奶之后，省却了许多人间烦恼。但烦恼却不愿意省却她，而时常来敲她的门。当她知道他除了她还包了一个二奶时，她烦过，也恼过，但是无济于事，人家有的是钱，谁叫自己那么贱呢！当她知道他又包了“三奶”之后，她的心反倒平静了下来。管你包多少，这社会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啊，反正只要你有钱按时打入我的卡上就行。 包女人的烦恼阿萍倒不觉得有多烦恼，只是在医院里经医生那么一折腾，更大的烦恼似乎会立即出现在自己面前。倘若阿新真的得了什么“病”，有个三长两短，正嚼得甜甜蜜蜜的甘蔗不是“嘣”地一声折断了么？！没有了阿新作靠山，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早上醒来，阿萍就直奔化验室去，到化验室一问，血检结果还没有出来。她一直等到下午，报告单终于出来了。当“艾滋病”三个字眼第一次钻进阿萍的眼里时，她似乎被电狠狠地击打了一下！两眼发花，两手颤抖，一颗心痉挛不止：“天啊！他真的是得了艾滋病？” “有结果了吗？”阿新问。 阿萍点了点头。 “啥病？” “艾滋病。” “什么？艾滋病？”阿新猛地掀开被子，跳下床，“你开什么玩笑？拿来我看看！” 白纸黑字，谁看结果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