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226页
江湖有恩仇，庙堂亦有恩仇。中国人孝父忠君是一体的，家仇国恨也是一体的。
残酷的政治使人心暴戾，宽容饶恕成了罕见的珍稀物品。
锐圆曾在《天涯》杂志上读过孔见兄的一篇文章，他从《农夫与蛇》这篇寓言说起，说到了人的悲悯是如何被非常逻辑地排除了。人要同情怜悯他人，必须先了解他值不值得同情与怜悯，投之以桃，方可报之以李；同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无条件的同情与怜悯则是愚蠢的。他大概是有鉴于9·11，才会想到选这样的题目来做。9·11给世界提出了宗教的、人文的课题，是继续睚眦必报，冤冤相报，还是以德报怨，化解恩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这个问题，小老百姓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像我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饶恕是修正主义的，是不可饶恕的。中国人的暴戾之气一直得不到宗教式的舒解，在古代如此，在近现代也如此。中国的正统文化也讲“忠恕”，但历史学家、政治家会举出一千条理由让民众记住屈辱和仇恨，仁恕之心仅体现在枝节上。
樊於期为了复仇，不惜牺牲自我，他的行为一直被史家所肯定，也被民间所认同。有仇报仇，有冤伸冤，中国人被黑暗政治压迫得太久，积郁在心头的仇恨是那样的沉重，那样不能化解。所以，樊於期为报家仇牺牲自己，被看成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体现也就不奇怪了。这样睚眦必报的人格，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值得认真思考。
荆轲受太子丹礼遇，或许可以不死；而樊於期自刎，用自己的头颅做荆轲赴秦的道具，荆轲就不得不死了。樊於期以生命相托，荆轲必以死报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种抱着必死信念以赴危难的精神，一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就会被人们记起。《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凡十九年）◎《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凡十九年）
刺秦之四：荆轲的武功太差
荆轲至咸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荆轲奉图而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匕首敗酰型Ｗ灾虏痪停钤唬骸笆滤圆怀烧撸杂僦氐迷计跻员ㄌ右玻 彼焯褰饩ｉ鹨葬摺Ｍ跤谑谴笈娣⒈枵裕屯豸逡苑パ啵胙嗍Α⒋φ接谝姿鳎笃浦�
——秦始皇帝二十年（公元前227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7～228页
荆轲刺秦王不成功，让读历史的人感到遗憾。假如成功，中国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景况。学习和研究历史，经常“假如……”一下，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历史的魅力往往不在于规律性的东西，人类历史中的许多转折，往往有很多非常偶然的因素，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最后取决于某人某天某件事上的一念之差，由于戏剧性的存在，历史才有研究的价值和魅力，都让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一言以蔽之了，那还有什么劲。
荆轲出场时已被渲染成盖世英雄，但在秦王面前并不如何神勇。
据《史记》记载，秦国有法令，没有国君和上司的命令，殿堂上的武士不得动武，所以当荆轲手持匕首追赶秦王时，由于秦王情急之下忘记喊“救驾”，一帮侍卫居然傻站着。要不是一个医生急中生智拿药匣子砸向荆轲，秦王连拔剑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严格的法令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真有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有相当僵硬的成分。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用此来诋毁法治，嘲笑法律，认为教化才是真正的治理工具。
荆轲追赶着秦王在殿堂之上团团转的情形，让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和武侠电影导演看得哑然失笑。细细地品味历史，我的结论只能是，荆轲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不是一个武功极高的人，因为除非像小说里那样，把秦王也确定为一位武功极高的高人，否则一切都不符合常情。
荆轲一击不中，后来高渐离也有一次机会击杀秦王嬴政，也未中。始皇帝嬴政命大，屡次躲过刺杀，也只能用气数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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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污以自保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
……
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
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请美田宅甚众。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
——秦始皇帝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公元前226—前225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8～230页
秦王嬴政要进攻楚国，应该投入多少兵力？他向年轻的将领李信和年高的将领王翦咨询，李信说二十万，王翦说六十万。李信的报价低，秦王嬴政依据低成本原则派李信将二十万伐楚。李信在与蒙恬进行战略合围的过程中，被楚军尾追厮杀，李信大败。
秦王嬴政善于总结教训，马上又找王翦，请老将出马。王翦继续坚持他的六十万不动摇，因为楚地幅员辽阔，强攻硬取，非以众临寡不能。秦国当时的军队约在百万之众，王翦率领六十万出征，说“空国中之甲士”，大概不差。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一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接近百万，战事的规模之大，不遑让于现代战争。能供给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么多的兵员，可以想象秦国的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强。秦国富强，根本上是得益于商鞅变法，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儒家的国家思想用来装点门面、维系僵化的帝王统治或许有用，但在竞争时代，显然无用。秦国此时才可谓“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但可惜的是，这种局面不是按照儒家的方法取得的。
王翦不仅在军事上有战略眼光，深谋远虑，以必胜之算而克敌国，在政治上也是老谋深算，他知道一人率领国家几乎全部的武装力量出战，是件让国君睡不着觉的事。为了掩饰政治上的野心，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猜忌，重臣们不得不以锦衣玉食、豪宅美女为自污之计。赵匡胤先生就是以己度人，干脆把这个原本是心照不宣的办法公开化了，“杯酒释兵权”，而后才睡得着。王翦为防止秦王的“雄猜”，也只好做贪鄙貌，作践自己。古代中国政治道德的内在矛盾就在于此，贪财好色，广置田宅，恣意享受，往往被认为没有政治野心而可以加以信任。反之，必为人主猜忌，同僚排挤。
这反映出中国政治道德的困境。伴君如伴虎，做大臣的廉洁也不一定好，贪黩也不一定坏，皇帝判断你的标准随时在变化。《韩非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宠臣将自己咬了一口的桃子递给国君吃，老娘死了，用国君的车子去送葬，国君的态度是，这是一个忠孝的人，吃到好吃的了，马上省下来不吃，孝敬给我，老娘死了，不惜冒砍头的风险，用国君的车子送葬；后来，这哥们儿失宠了，这两件事又被翻出来，自然是罪该万死。
后来，这一幕又在萧何那里重演了一次。大臣自污以求自保，可见反腐倡廉不过话一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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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五：恐怖主义的合理性（1）
大兴兵，使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秦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1～232页
燕国灭亡了，司马光判定燕太子丹是第一责任人，起码是他加速了灭亡的进程，所谓“速祸”是也。
司马光的“臣光曰”几乎全都是“高论”，所谓“高”者，不着地、不接地气之谓也，也就是不那么脚踏实地，从理论到理论。先不说儒家正统的理论含金量有多高，单就这么运用理论，也肯定是不大行的。请看，“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侵略者已经到门口了，还在讲选什么人做官，以什么理念治国，采取什么福利政策、外交政策……诚然，官员选择、治国理念等等都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考虑的深层次问题，但问题是，时间、场合对吗？大而无当的大道理误国太深，中国人对此要有共识。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已经没有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和秩序。没有规矩，一切都以实力说话。在此条件下，安全是第一问题，不被吞并，不被入侵，甚至延迟入侵的时间，都是当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燕太子丹想通过刺杀行动阻止和推迟燕国灭亡的下场，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不胜一朝之忿”的断语不确切。以中国的实情而言，如果荆轲刺杀秦王成功的话，秦王嬴政当时还很年轻，如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