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阅读和思考也使他的革命思想更为成熟，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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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奇文婚姻危机（1）
就在卡斯特罗在狱中积极推动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古巴国内的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巴蒂斯塔的军事摧残，各党派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因此巴蒂斯塔顺利被选为总统。这时，古巴交友会阵线和新闻集团，如《海军报》、《国家报》、《前进报》、《自由新闻报》、《警觉报》、《世界报》和《波希米亚》杂志纷纷与巴蒂斯塔政府展开对话，提出寻求新的出路。另外，真正党人和国内外正统党人也发出不同的声音，并要求巴蒂斯塔辞职，恢复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巴蒂斯塔决定采取取消新闻检查和赦免###措施，以此削弱反对派的对立情绪。首先被赦免的有加西亚·巴尔塞纳斯教授和流亡墨西哥的原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这时，真正党人和正统党人主张用武装起义反对巴蒂斯塔政府，而且由此走上了公开联合的道路。
鉴于形势发生的变化，卡斯特罗在狱中迅速做出反应，决定派梅尔瓦前往墨西哥与劳尔·马丁内斯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联络，希望能与他们建立联合战线。但是，他在1954年6月18日致梅尔瓦和艾德的信中，又对此强调指出说：“这个组织对我和‘运动’的态度是这样的：7月26日以后，不承认我们，排斥我们，破坏我们，瓦解我们的成员，向他们灌输谣言……吹嘘他们几百万财富的优势；26日期间和以后的时间，妒忌我们，批评我们，攻击我们，甚至说我们与巴蒂斯塔一样搞政变；法庭宣判后，封锁我们，使我们在与诬蔑、罪恶、贫穷的斗争中孤军奋战……我希望向在墨西哥的人表明这一切。……蒙特利尔条约是正统派的一个致命错误，因为与昨天不可调和的对手进行了联合……承认11月1日的选举是推翻现政府的合适道路就等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利用正统党创始人的名义追逐个人利益，参加一种没有直接投票、搞独裁游戏的舞弊选举，这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卑劣行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我们应保持‘运动’的独立性，就像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所做的一样……”
不久，梅尔瓦从墨西哥回国，并将那里的情况，尤其是“效力于普里奥的人员”正在抓捕流亡到中美洲的“七·二六”成员的情况报告给了卡斯特罗。另外，她还弄到原总统普里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的手下人打入“菲德尔组织”，进行分裂活动。这样一来，要联合这些人已经变得不可能。
1954年6月间，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卡斯特罗终于完成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对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稿写成后，卡斯特罗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将原稿送出监狱，其中之一的方法是，据路易斯·奥兰多·罗德里格斯回忆说：“取下雪茄烟的外包装，在极薄的纸上用极小的字体书写，然后把雪茄重新包好……接待完来访者，客人走时嘴里总叨着一支雪茄，有时还冒着烟，但都清楚地知道何处熄灭雪茄而不损伤文章和寻找机会交出雪茄。许多人来时也吸着烟，我们进行调换，很明显走时带出了文章……不是全部，但大部分文稿是这样传出去的……”
卡斯特罗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开篇便揭露道：“诸位法官先生，这里所发生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带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诬蔑的人的道义信念。这样，在剥夺了我的一切之后，又剥夺了我作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权利。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执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检查的时候。现政权该是犯下了何等骇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随后，卡斯特罗用犀利的笔调揭露了腐败当局对人权的侵犯，他写道：“我应该强调指出那些军事首脑们一向对你们所持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更恶劣的是，在这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线，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最起码的荣誉问题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出庭了。他们做出了那些傲慢不逊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践踏法律——把我们送进监狱，他们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愿武器顺从袍服’这句拉丁谚语在这里一次也没有实现过。我要求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他还在文章中用更具锋芒的笔调写道：“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原告结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凶残的走狗们会遭到人们的判决的话，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被送往皮诺斯岛，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绕在人们耳中。他们被带到那里，离乡背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绝在社会之外，在苦狱中磨灭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们不认为，正像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对于履行他的使命来说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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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奇文婚姻危机（2）
卡斯特罗继续写道：“经过这些卑污和非法的阴谋以后，根据发号施令者的意志，也由于审判者的软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医院这个小房间里，在这里悄悄地对我进行审判，让别人听不到我的讲话，压住我的声音，使任何人都无法知道我将要说的话。那末，庄严的司法大厦又做什么用呢？毫无疑问，法官先生们在那里要感到舒适得多。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在这样一个由带着锋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围着的医院里设立法庭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可能认为我们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监禁了……”
他接着写道：“我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新闻检查却不许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片言只语。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听众是百来名士兵和军官。这样亲切地认真关怀我，太叫我感谢了！但愿整个军队都到我面前来！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急切地希望洗净一小撮没有灵魂的人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他们的军服溅上的耻辱和血的可怕的污点。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遥自在地骑在高尚的士兵背上的人们可够瞧的了！……当然这是假定人民没有早就把他们打倒的话。”
关于当局对他人生最基本权利的打压，他写道：“最后，我应该说，我在狱中不能拿到任何论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这是一位律师——为我的同志们辩护的英勇的包迪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博士刚刚借给我的。同样，他们也禁止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来，监狱的检查当局也许认为这些著作太富于颠覆性了吧。也许是因为我说过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谋的缘故吧。”
卡斯特罗在文章结尾写道：“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述，让我可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7月26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问题吗？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一念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问题，讨论我们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问题。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结束时，我会因为我不曾维护原则、不曾说出真理、不曾谴责罪行而感到内疚。”
卡斯特罗在文章中最后勇敢地写道：“检查官先生这篇拙劣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钟来反驳。我现在只限于在法律上对它作一番小小的批驳，因为我打算先把战场上七零八碎的东西扫除干净，以便随后对一切谎言、虚伪、伪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极端卑怯大加###，这一切就是3月10日以来，甚至在3月10日以前就已开始的在古巴称为司法的粗制滥造的滑稽剧的基础。”
就在卡斯特罗写完《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的当月，当局决定秘密干掉他，因为狱监已经秘密通知保安队长罗赫尔·佩雷斯·迪亚斯，说这是“上级命令”。随即，保安队长将此事报告给了内阁部长拉蒙·埃米达，建议将此事曝光。这之后，刑事首脑将两名刚刚判刑的海军士兵安排在他的牢房里，以此暗中保护他。
然而，一些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尤其是卡斯特罗个人的婚姻问题出现了裂痕。7月5日这天，他突然从广播电台的新闻中得知米尔塔从“所在的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退休”的消息，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不知这是否属实。假如这是真的，妻子米尔塔恐怕也是迫于家庭压力才做出这种选择，特别来自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哥哥拉斐尔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于7月17日致信妻子米尔塔，希望能弄清这件事的真相。他在信中写道：
“米尔塔，由于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你会成为这种政府的雇员，你应立即控告由罗萨·拉维洛或其他文人导演的这一诋毁这位先生（指拉蒙·埃米达）名声的罪行。也可能他们模仿了你的签字而别人都收取……若此事是你哥哥拉斐尔的作品，你应别无选择地要求他当众澄清这个问题……尽管这样会影响他的职务或危及生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向米格尔·克韦多提交书面要求。要坚强，面对任何局面都不要动摇。去请教路易斯·孔特，我也要给他写几句。我想你的遗憾和伤心是巨大的，但你有我的信任和无条件的爱……”
卡斯特罗于同一天致信路易斯·孔特，并将自己的决定告知他。他在信中说：“路易斯……这是反对我的一个阴谋……我请求你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并以我的名义行事……现在我的眼睛都要气瞎了，我几乎什么都无法想……我决定起诉我的内兄……这有关我妻子的声誉和我的革命者荣誉！……菲德尔·卡斯特罗。”
然而，卡斯特罗与米尔塔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因为米尔塔的家庭加强了干预，要求她与卡斯特罗脱离关系。而她本人也决定离开哈瓦那，同家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