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民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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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不应犯罪（2）
这时，整个会场上显得那样肃静，与会者们都在认真听着。卡斯特罗用庄严的语调继续念道：“……我正式放弃我的党内职务、我的部长职务、我的司令军衔和我的古巴公民资格……任何法定的东西都不能将我留在古巴，只有另一种性质的联系，这些联系不能像任命那样舍弃……回顾以往的生活，我感到我以完全的无私奉献为巩固革命胜利进行了工作。我唯一严重的不足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初期对你没有更多信任，也没有理所当然尽快发现你作为领袖和革命者的品德……”
卡斯特罗正在宣读的切·格瓦拉写给他的信中充满激情地说：“在你的身旁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我为在那些光辉日子里属于我们的人民感到骄傲，尽管加勒比危机（导弹）使他们沮丧。在那些日子里，很少有一个政治家比你更出色……”
“世界其他民族需要我们的微薄之力。鉴于你面对古巴所担负的责任，我应当去做那些你所不能做的事。我们告别的时刻到了。”
读到这里，卡斯特罗的声调低沉下来，感到两眼有一股热流在涌动。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宣读：“应当知道我这样做亦喜亦痛。在这里，我要离开作为建设者的我最纯洁的憧憬和我的亲人们，我也要离开把我当做儿子对待的人民。这一点撕裂了我的精神……我将把你所教导的信念带向新的战斗前线，那是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履行最神圣义务的感情：无论到哪里，我将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使我感到慰藉，甚至超过治愈最深的伤口。”
卡斯特罗在会上最后宣读：“……我重申我放弃古巴对我的任何责任，它那榜样的影响除外。如果我的最后时刻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天空下，我最后想到的就是人民，特别是你……我不为没给我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物质而遗憾。我为此感到幸福。我不为他们请求什么，因为国家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生活来源和教育……相见在必然的胜利时刻！誓死保卫祖国！以我全部的革命热情拥抱你……切·格瓦拉。”
卡斯特罗读完切·格瓦拉写给他的信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会者为切·格瓦拉这封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信所深深打动。
会后，根据卡斯特罗的建议，切·格瓦拉决定带领部队撤出刚果。当年11月间，军队首领蒙博托在雇佣军和美国支持下夺取了刚果政权。
在外交上，卡斯特罗除了致力于支持非洲的斗争外，他还就非法移民和###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他答应可以释放那些美国愿意接纳的###，但美国必须要求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巴西、秘鲁、巴拉圭、###、阿根廷等国释放因从事政治和革命活动而被判刑的人。最后，与美国达成“包机”协议。这样一来，将有30万人乘“包机”离开古巴。由于移民潮水般地涌向美国，给美国带来了很大压力，另外劫持美国飞机的事时有发生。
1966年1月3日，在新的一年刚刚到来的时候，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三大陆讨论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代表743人，中国和苏联代表作为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此次大会的宗旨是联合三大洲人民加强解放斗争。
在三大陆会上，托洛茨基派声称切·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是假造的，而第四国际则要求切·格瓦拉公开露面。但是，卡斯特罗在会议一开始就重申了切·格瓦拉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只有当形势允许时才能公开。他还指出说：“……作为纯粹的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犯了一个罪……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托洛茨基主义代表了一种错误立场，但在以后的政治思想领域中它成为了反动派的庸俗工具……帝国主义必然被打倒……在这个时期，所有人民中谁给了我们出色的教育？越南人民。”
卡斯特罗在会上还强调指出：在复杂的新形势下，对游击战的态度是断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志。但是，不断加剧的政治屠杀、枪杀和暗杀是“大陆深刻革命危机”。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对游击队领导人物展开疯狂的暗杀活动，使那里的革命运动遭到极大破坏。因此，他对此深恶痛绝。
由于卡斯特罗支持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这引起了拉美各国现政府的极大不满。因此，18个拉美国家强烈谴责古巴在大陆制造###，并决定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要求所有美洲国家建立安全、情报、镇压及干涉队伍，即日后的“绿贝雷帽”，同时还呼吁停止向古巴出售武器和军用物资。
面对这些拉美国家的挑衅，死不屈服的卡斯特罗立即孤军进行反击。他对此尖锐地回击说：“人民有权用最强烈的革命行动扫除——或早或晚——扫除这些在自己的国家为外国利益效劳的叛徒政府，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越来越通过武力和暴力强加在他们头上！他们别无选择！”
此后，在古巴访问的智利议会代表团突然决定以提前结束访问表示抗议，因为该代表团得知了卡斯特罗的声明中，侮辱了智利和在选举中击败信奉社会义主者萨尔瓦多·阿连德而获胜的基督教民主党新总统爱德华多·弗雷。但是，对智利新总统的弗雷的暴政行径，卡斯特罗尖锐地揭露说：“随着弗雷先生面临的社会矛盾，他除了把自己的问题嫁祸于三大陆会议别无他法。在一个大铜矿发生罢工，他动用军队对付劳工，导致8人死亡、35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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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不应犯罪（3）
卡斯特罗对此进一步指出说：“……我们相信，当一个国家所有的道路被堵塞前，就像拉美大多数国家一样，革命武装斗争不会提到日程上来。我们相信早晚有一天，阶级矛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定会使智利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智利新总统爱德华多·弗雷不甘示弱，回击说古巴政府为“任性的独裁、外国政治经济的仆从、一党专制、官方新闻和几千次杀戮”。弗雷还说看哪个政府，是他的还是卡斯特罗的，为自己的人民做得更多。
被激怒的卡斯特罗立即给弗雷以有力回敬，他说“……希望他收回自然资源，将美国工业收归国有，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若弗雷先生来哈瓦那看一下，我们保证不会嘲弄他……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同这个糟糕的政府发生任何关系！”
此后，卡斯特罗与南斯拉夫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他指出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隐藏了它面目，因为它既不是一个党，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这时，巴西第一任总统卡斯特洛·布兰科元帅突然向卡斯特罗发起攻击，并嘲笑着要他来巴西闹革命，说他是个变态的革命狂。
从不向任何人屈服的卡斯特罗立即进行反驳说：“先生们，我很为我不是巴西人遗憾……我十分愿意以我所有职位和总理资格换得作为一个普通巴西人的条件……但我相信，巴西人一定会同独裁者算账，就像阿根廷人民同他们的独裁者算账一样。”
美国虽然对这个被视为“社会主义专制国家”的古巴加强了经济封锁，但经过卡斯特罗的外交努力，法国冲破美国的压力，向古巴出售了价值3500万美元的货物，同时提供1亿多美元贷款。除此之外，英国向古巴提供为期5年的8000万美元贷款，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向古巴出售收割机，这对促进古巴的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腰间经常别着一把手枪的卡斯特罗，像一个世界枭雄一样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左冲右突，表现出了独特的勇敢和霸气，这使美国感到更加头痛。卡斯特罗越来越成为世界倍加关注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对世界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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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雨中的挫折（1）
切·格瓦拉在刚果开展武装斗争失败后，到了坦桑尼亚，但他不甘心失败，决定前往拉美的###开展武装斗争，支持游击队推翻现政府。实际上，这一革命行动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卡斯特罗得知切·格瓦拉的计划后，希望他对这一行动保持慎重，但又无法劝阻他的行动。卡斯特罗对此说：“另外的办法是他下一道禁令，但我们的关系不属于这一种，也不能从国家的角度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急忙与###共产党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支持切·格瓦拉的计划。###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答应合作，并亲自飞抵古巴与卡斯特罗商谈具体办法。
这之后，卡斯特罗请切·格瓦拉回哈瓦那面谈，同时进行准备工作和挑选行动人员。他们在面谈时，他建议切·格瓦拉整容，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麻烦。当切·格瓦拉返回坦桑尼亚后，他立即派整容专家埃迪·苏尼奥尔及密使乌利塞斯·埃斯特拉前往坦桑尼亚，为切·格瓦拉进行整容。这样一来，切·格瓦拉彻底改变了以前的真实面容。
1966年7月19日，整容后的切·格瓦拉持乌拉圭护照，化名拉蒙·贝尼特斯，经维也纳、日内瓦、苏黎世、莫斯科回到哈瓦那。随后，他秘密来到皮纳尔德里奥的圣安德烈斯农场，在这里进行第二次整容。接着，切·格瓦拉开始对自己精心挑选组建的行动小组进行训练。根据卡斯特罗的意见，他在古巴的行踪处于隐蔽状态。
在切·格瓦拉带领他的小组离开古巴之前，卡斯特罗特地安排了为一个阿根廷商人举行的晚宴，以此来鉴别是否有人能认出切·格瓦拉。他邀请一些平时对切·格瓦拉比较熟悉的人，其中包括切·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和女儿小阿莱达出席晚宴。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认出切·格瓦拉。于是，他同意切·格瓦拉出征。
1966年11月，切·格瓦拉率小组成员秘密进入###境内，并在尼扬卡瓦苏庄园8公里处建立了营地。不久，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开始武装活动，但并没有得到该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这使他们的活动处于不利地位。
1967年1月23日，卡斯特罗从切·格瓦拉的秘密来电中得知，他们在###的处境极为艰难。切·格瓦拉在来电中还告知他：“我们随时会陷于孤立。”
同年3月初，卡斯特罗遭到舆论的攻击，说他参与委内瑞拉全国解放武装阵线策划暗杀了委内瑞拉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但是，正在古巴哈瓦那访问的委内瑞拉全国解放阵线和全国解放武装阵线领导人联合声明对这起事件负责，他们声称这是对阵线成员遭杀害而进行的报复行动。这时，卡斯特罗愤怒地对此宣称：“从现在起，我们宣布我们将战无不胜……我提醒这里就是你们碰壁的斯大林格勒……另外，在大陆其他地方将出现半打‘越南’。”
7月31日至8月10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召开拉美团结组织大会。在大会闭幕时，针对大会讨论中出现的分歧观点，他发表了总结性讲话，并指出说：“谈到了基本道路，其他形式的斗争都应服从这一道路……但没有任何一个如此宗派和教条的人会说就在明天所有地方的人都要拿起枪……我们理解革命思想要有新的发展。显而易见的真理属于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学应该年轻化，但有些人所说的和平过渡除了迎合帝国主义还能是什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