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指示，为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命晋察冀军区抽调3个纵队、晋绥军区抽调5个旅的兵力，发起绥远战役。
10月15日，聂荣臻率部西进。
两区部队取得了许多胜利，到10月底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11月中旬，又完成了对包头的包围。
傅作义的主力，被包围在这两个战略要点里，凭坚城固守，作困兽之斗。
但由于我军当时装备差，缺乏重武器，部队训练少，兵力上又不占绝对优势（我军总兵力53万人，傅部47万人），再加上严冬降临，我军后勤补给线长，给养补给困难，未能攻克归绥、包头。
12月1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并于12月下旬回到了张家口。
绥远战役历时两月，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大片失地，但未能达成歼灭傅作义部主力和解放绥远的战役目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全面内战。
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战略意见的建议。
建议提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3大战略区，应集中力量打下山西，使三区连成一片，以便腾出兵力对付周边的国民党军队，为此，晋察冀拟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
两天后，中共中央复电：“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绥、平汉、同蒲路）四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首先是打下平汉路和石家庄、保定。”
对此，聂荣臻认为，单靠晋察冀的力量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困难的，建议与晋绥军区配合，先打下大同。
建议获中央批准。
7月，晋察冀与晋绥军区配合，发动了晋北战役。
经一个多月作战，歼敌八千多人，解放了晋北大片地区，孤立了大同。
随即发起大同、集宁战役。
大同、集宁战役是由聂荣臻统一指挥的。
8月2日，他到阳高主持了作战会议。
会议确定：组成野战军指挥机构。
以晋绥军区张宗逊任司令，以晋察冀军区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在前线统一指挥。
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5个旅围攻大同，力争尽快攻克大同，以4个旅部署于大同北的集宁地区，歼灭傅作义可能来犯的援敌。
大同是座坚城，易守难攻。
我军在当时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打了一个多月，只是肃清了外围敌人，未能攻克大同。
不出所料，9月10日，傅作义的3个师救援大同，被我军包围于集宁，遭受重创。
傅作义又以1个师增援集宁被围之敌。
此时，我前线指挥员处理不当，不是一鼓作气，先吃掉被围在集宁的敌人，而是以大部队掉头去打援敌1个师，致使失去了歼敌良机。
傅部4个师在集宁会合，我部处于被动态势。
为避免兵力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9月13日下令我军撤离集宁，9月16日又下令撤围大同。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2）
大同、集宁之战失利，此时北线承德已于8月28日弃守，张家口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形成。
聂荣臻认为，我军作战，一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主。
为此，他于9月15日，在晋察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绝不能轻易放弃。”
9月16日，聂荣臻又向中央军委报告：“坚守张家口或主动撤离张家口的两种方针……拟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18日中央军委复电：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集中主力在适当地区歼灭进攻之敌一部。
“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同时疏散张家口的机关和物资。
遵照这一指示，9月20日，聂荣臻发布了《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部署的命令》。
命令规定：以8个旅部署在张家口以东地区，国民党军来犯时，在运动中一次歼灭他1至2个团，争取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在西线柴沟堡地区部署3个旅，与晋绥军区部队协同作战，以阻止傅作义、阎锡山部的进犯；以6个旅部署在保定以北的平汉线北段，实施钳制性作战。
张家口保卫战打了12天，共歼敌2万余人。
后来由于傅作义部以2万重兵，又以骑兵为主，由集宁以东快速穿越数百里草原，突袭张家口北部重镇张北市。
在这一地区敌我兵力悬殊，我军不得不于10月10日撤离张家口，使张家口失之过早，未能达成歼灭更多敌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保卫张家口3次战役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晋察冀军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初期作战，显然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诸多重大难题，聂荣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张家口是当时我军保有的最大城市。
撤出张家口，许多人为之惋惜，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有埋怨情绪，影响士气。
这对我军的尔后作战极为不利。
为统一思想，以利再战，聂荣臻决定于10月22日至11月1日，在涞源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讲话中说：张家口两面受敌，敌人兵力占优势，我们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硬守就会被动。
“从战争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
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主动撤离，就摆脱了被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可以在运动中逐步消灭敌人，最后取得完全的主动。
对张家口失之过早，聂荣臻承担了责任。
他在会上检讨说：“西线情况并不知张家###傅作义，原来战役布置是敌人（指阎锡山）在柴沟堡与傅会师。
故我估计怀来未下傅不会来，我即控制柴沟堡一线，这是情况判断错误之处。”
他又强调说，今后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团结发动群众，坚持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能从根本上扭转晋察冀地区被动的军事形势。
涞源会议之后，大家的思想逐渐统一了，斗志又逐步振奋起来。
紧接着，中央局指示各地，大量动员群众参军，短期内有三万多新兵补充到野战军，增强了战斗力。
撤出张家口，和涞源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是聂荣臻争取战略主动权的重要一步。
1946年11月上旬至1947年2月下旬，聂荣臻指挥所部，在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连续发起了易（县）、涞（水）战役、满城战役，保（定）南战役，与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五十三军以及侯如墉的保安第五纵队等地方武装鏖战。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3）
我军由于着重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明确，所以在作战中能多次整团整营地歼灭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
近3个月中，仗打得有声有色，共歼敌22万人，解放了望都、王京、完县、定县、新乐等许多据点或地方，受到毛泽东赞扬。
毛泽东在1月29日致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
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年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一连串的胜利和毛泽东的嘉奖，使晋察冀指战员深受鼓舞，士气大振。
聂荣臻很高兴。
1947年3月，为贯彻中共中央2月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由聂荣臻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的议题，除了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之外，中心是军事斗争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决心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主动向敌人兵力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按照这个精神，经过充分研究，安国会议决定，军事上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打正太路。
聂荣臻认为，这个决策，可以避开敌人30个师麇集的平津保三角地区，正太路敌人兵力薄弱，有利于我们各个击破，歼灭敌人。
而且石家庄周围属孙连仲管辖，正太路沿线属阎锡山管辖，由于国民党军阀的痼疾，他们不会相互救援，有利于我军攻打比较薄弱的敌人阎锡山部。
据此，聂荣臻确定的战役部署是：第一步围点打援，先消灭石家庄周围几个县的敌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由北面赶来救援的敌人。
第二步，如北敌不敢南援，则在孤立石家庄后，沿正太路一直向西进击阎锡山部。
为郑重起见，在部队行动之前，聂荣臻亲临前线，组织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到预定战场进行侦察。
在确信情况已明之后，他下令4月3日起，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石家庄以北进攻，第四纵队向石家庄以南进攻。
4月10日，第四纵队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栾城，4月12日，第二、三纵队攻克正定。
初战获胜，毛泽东4月15日致电聂荣臻等说：“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嘉奖”。
4月14日起，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十六军、九十二军以4个师兵力，进攻大清河以北解放区，意图迫使我野战军停止在石家庄的进攻行动，回师北援。
聂荣臻听了情况报告后认真作了分析，认为敌人在“围魏救赵”，可以不予置理。
于是他命令冀中军区部队，在民兵密切配合下，用各种办法抗击大清河北敌人的进攻，野战军主力则不为所动，按原定计划，坚决西进打正太路。
正太路战役进展顺利。
第三纵队于4月16日经14个小时激战，攻克井陉城和井陉煤矿区，25日又攻克正太路天险娘子关，尔后直逼阳泉。
与此同时，第二纵队攻占获鹿、盂县，进逼寿阳。
见正太路危急，阎锡山调兵遣将，在阳泉增兵至11万人，在寿阳集结12万人，企图与我军决战，以解救危机。
5月2日、3日，我军3个纵队紧密配合，英勇作战，把阳泉、寿阳之敌大部歼灭，攻占这两座城市。
至此，正太路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5万人，控制了正太路一百八十多公里，解放了沿线7座城镇，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又孤立了石家庄，完全实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毛泽东对正太路战役的打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4月22日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既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4）
正太路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晋察冀军区的作战行动，已由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