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看了草拟的协定，心里轻松了许多。
如果苏联政府能够认真地执行协定，中国在突破导弹、原子弹、现代作战飞机等尖端技术方面，就有把握得多了。
聂荣臻派宋任穷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给周恩来，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批。
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
很快，宋任穷把草案和修改意见告诉了聂荣臻。
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准。
这样，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
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都很轻松，彼此微笑，热烈握手祝贺。
在签上“聂荣臻”3个字的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
协定的全称是《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代表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6日启程回国。
国防新技术协定生效后，催促苏联政府履行协定，成了聂荣臻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7年、1958年两年，协定大体上执行得比较顺利。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几百名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
在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大多态度友好，这对中国相关的科技人员熟悉情况、掌握技术，是有帮助的。
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在导弹、火箭和作战飞机、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的起步工作，是有较大作用的，使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建设步伐得以明显加快。
但聂荣臻清楚，从根本上说，在国防新技术产品上，苏联总是要让中国落后它一代，甚至是两三代。
这个意图很明显。
他提醒有关部门，在接收苏方运来的样品时，要注意设备是新的还是旧的，资料是否齐全。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在执行过程中，苏方有些做法使中方疑惑不解。
一次，苏方通知，一种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已经送到了绥芬河，要中方去接收。
当中方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苏方却说“样品还没有到”。
等了几天，样品始终没有来。
这使中方有关人员心生疑窦。
在核试验基地，还发生过所谓“哑巴和尚”的传闻。
在这个基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几名苏联专家，当中国同行向他们请教技术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强调保密，总是不做回答。
第四节苏联的援助与毁约（3）
次数多了，人们就说他们是“哑巴和尚”。
在五院，也出现过“专家不专”的问题。
有位苏联“火箭”专家，对中国很热情，相处时间长了，他悄悄地告诉中国同行，他不是搞火箭设计的，而是从事猴子在人造卫星上失重状态下生理变化的研究工作的。
这些情况，传到聂荣臻这里，他总是对有关人员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苏方会全心全意帮助我们，所以不要奇怪，还是要对苏联专家热情友好，以礼相待。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要中方回答他提出的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
这项建议，有损中国主权，理所当然被中国严正拒绝。
建立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允许苏联的军舰不经过交涉就能使用中国的港口。
苏联领导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悻悻不快的心情，使中苏两国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尔后，中印双方关系紧张起来。
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中国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
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这就开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先例。
1959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后来在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是所谓“好斗的公鸡”。
这些情况，使聂荣臻感到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已经为期不远。
果然不久，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许多原先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拖延不给。
一些专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由向中国索要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改为大量索要中国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聂荣臻密切注意苏联方面的这种动向，他指示秘书把各方面有关的情况搜集起来。
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
他纵观全局，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尽早报告中央，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1960年1月，聂荣臻到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他说：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近来都卡住不给了。
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
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使中国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发言记录，仔细看了几遍。
然后，他在这份记录上写了许多批语，把它转给外交部，以引起警觉。
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人们迫切希望拥有原子弹，于是再次派宋任穷到苏联谈判，争取苏方能继续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仍为苏方坚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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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苏联的援助与毁约（4）
4月5日，聂荣臻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宋任穷汇报。
听后他表示，苏方拒不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不给原子弹教学模型、资料、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决心自己干，时间可能长些，但相信我们总是能干得出来的。
同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组织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有计划地围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消息传来，聂荣臻知道中苏关系必将进一步恶化。
于是，他于7月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份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的关键技术上卡我们，我们应该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坚决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
二、今后科技往来应采取新的做法。
协议上有的仍然要，不给就挂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国做好了苏联全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准备。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一切技术援助协定。
这样，苏联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从7月28日到8月下旬，撤走了他们尖端技术领域里在华的全部技术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停止供应重要原材料和关键设备。
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聂荣臻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决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事业。
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行为，促成了中国自行研制“两弹”的历史性转折。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1）
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五院领导到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
他们表示：苏联专家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五院科研人员自己进行的。
现在他们撤走，对我们影响不大。
设备、资料方面的某些困难，五院经过努力，可以克服。
现在最困难的是原材料问题。
话虽这么说，但神态上还是带有明显的焦急心情。
聂荣臻说，大家不要急，原材料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希望五院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备研制出来。
完成了近程地对地导弹的仿制以后，要集中力量迅速研制中近程、中远程导弹，为国家民族争气。
1960年7月6日至8月23日，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专家。
以后，二机部进一步采取措施，调集人力物力，加速西北核工业基地的建设，力求尽快建成铀…235生产线，获得合格的产品。
调集科技力量，积极探索原子弹的设计、引爆和爆轰试验等的研究设计工作。
面对困难，聂荣臻要各科研单位更广泛地收集外国各种书报杂志等资料，参观各种技术展览，购买技术专利和先进设备。
以体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同时又说，在苏联毁约、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条件下，总体上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把突破“两弹”的希望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三年困难时期，“两弹”研制又遇到的另一个重大困难是粮食严重不足的局面。
这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
聂荣臻忧心忡忡。
有一次他对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说：“你们把部队和机关的许多人员疏散了，这我没意见，但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也疏散了，有这样的事吗？”李福泽回答：“有。”
聂荣臻说：“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然后叹息着说：他是位年仅28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
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上的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深感惋惜和悲痛。
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政府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