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政府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时才能上天！”这席话，使李福泽深受感动。
他回到基地，把已经疏散走了的知识分子请了回来。
后来，聂荣臻把两个基地严重缺粮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部队紧急筹措了一批粮食调往大漠深处的两个基地，才解了燃眉之急。
在北京，从事导弹、核武器研究的科技人员，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他们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忍饥挨饿情况下工作。
聂荣臻深为不安，在报经周恩来批准后，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捐”，请他们支援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给五院和二机部的科技人员，“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
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
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陈毅元帅听说此事后，对聂荣臻说：“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
“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
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
在当时，为了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宣布自己不吃肉，他们的孩子，都只吃寄宿学校的普通伙食，回到家里也就是多吃几块红薯或掺了玉米面的馒头。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2）
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来的副食品，实在使知识分子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
他们都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研制“两弹”的积极性更为高涨。
1961年1月，聂荣臻听取刘杰汇报，二机部西北核工业基地的人员，也面临同样的困难。
他要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力所能及地调拨一批副食品和粮食予以支援。
张达志坚决照办。
面对重重困难，1961年夏天，国防科研战线出现了“两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
有些人认为，研制“两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聂荣臻力主继续研制“两弹”，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甚为关心。
1961年7月，他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说，不久前看到了一份材料，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日本现在还没有导弹、原子弹，但对此很重视，内部有争论，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还打招呼说，他要亲自找聂荣臻等人谈一次。
当时，国防工业委员会正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防工业、国防科研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
会议开得很热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主张“下马”的，主要理由是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整个经济形势又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难太多太大，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搞“两弹”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等等。
因此，他们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不搞“两弹”。
7月20日聂荣臻来到北戴河，得知会议争论的情况，心情很不安。
他多次找人座谈，冷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两弹”研制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设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研制“两弹”的爱国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
“两弹”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8月4日，他在会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国防科研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后来又得到中共中央批准，不应该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的意思还是要进”。
武器装备上，尖端与常规，应该两条腿走路。
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因此，要特别重视常规武器研制和生产的配套问题。
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同样要犯历史性错误。
无论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现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都停下来，常规也上不去。
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事倍功半。
尖端与常规武器要想上去，另一项措施是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
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
尖端与常规不是谁挤谁，谁怨谁的问题，而是要向中央和军委负责，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上去，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
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等等。
报告上报中央后，很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表示同意。
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两弹”攻关都很支持。
陈毅元帅用风趣的语言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他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3）
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8月20日的报告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两弹”攻关战斗，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展开。
作为指挥这场战斗的组织领导人，聂荣臻主要进行了以下7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出各科研部门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以地对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
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
国防科研的其他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对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
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对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中近程、中程和中远程导弹，这3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对空、空对空导弹。
导弹攻关，捷报频传。
1964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
1965年聂荣臻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对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炸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1961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
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努力配合你们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
1962年10月，聂荣臻在听取二机部领导汇报时指出，原子弹研制进展较快，今后仍应把好每道关，有专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
1963年9月3日，他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时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
因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
二机部的工作要求是，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1965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1964年10月，中国终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5月，聂荣臻对五院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导弹核武器的问题。
他要求研制导弹、原子弹的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和钱三强都要参加这项工作。
以便密切配合，完成这项任务。
第二，组织全国大协作。
从主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起，聂荣臻深知，中国各方面基础薄弱，要搞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
进入“两弹”攻关阶段，他更加重视全国大协作的组织工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组织成5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遵照聂荣臻指示，中国科学院为紧密配合“两弹”攻关，与国防科委商定，组成两个协作组。
导弹攻关协作组由钱学森、王诤、张劲夫、裴丽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组成；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
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谷羽任局长的新技术局，动员三十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担三百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两弹”攻关的力量。
中央决定“两弹”攻关以后，其他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积极性很高，纷纷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这样，全国逐步形成了“两弹”攻关的大协作网。
1962年10月，在聂荣臻出席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得知“两弹”的研制，技术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综合性，靠一个或几个部门都难以完成任务，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时，提出中央要成立个委员会，加强领导，加强配合。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4）
据此，10月30日，罗瑞卿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
毛泽东11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1月17日，在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为委员。
1965年3月，中央决定15人专门委员会也管导弹的研究试验协调工作，成员有所调整，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
从此“两弹”攻关大协作就置于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研制开绿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狠抓了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原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这7个方面的关键技术保障工作。
在导弹与核武器的攻关中，所有的研究课题都提出了这样的前提条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
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研制“两弹”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
聂荣臻对此感触尤深。
一段时间，他经常提这些事情。
他打了个比喻，“一家人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