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发言后，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立即呼应，在“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军夺权”、“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反对延安整风”等问题上，指名道姓，大肆攻击出席怀仁堂会议的老同志，硬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
谢富治最后发言时，还批判了朱德、陈云两位老同志。
康生等4个人的发言，发下去以后，各个小组立即转变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带批判朱德、陈云。
在第二组，由陈伯达发难，温玉成帮腔，集中批判聂荣臻。
在17日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后自首的问题，突然对聂荣臻责问说：“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
“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我问了剑英，他说没跟别人说。”
聂荣臻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2）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加上心里有鬼，说话吞吞吐吐。
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谁也没有搭腔。
聂荣臻倒是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不予理睬。
陈伯达气急败坏地说：“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聂荣臻从容地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1934年确曾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
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招供，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
敌人问不出什么，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趁敌人监视松懈的时机，她带着不到4岁的聂力，逃出了虎口。
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聂荣臻对妻子的这段历史是清楚的，知道是经得起审查的。
所以当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出现“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时，他根本不予置理。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就到周恩来那里告状。
18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
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
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
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在以后几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说聂荣臻参与了“二月逆流反党集团”，一再追问他与所谓“二月逆流”其他老同志的关系，目的是逼他承认是“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陈伯达的同伙有次追问聂荣臻：哪天哪天，你到某某家去了，去干什么？哪天哪天，你又到另一家去了，又是去干什么？哪一天，某某到你家里来了，来干什么？你必须老实交代。
聂荣臻一听火了，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及其同伙：“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陈伯达及其同伙还在小组会上对聂荣臻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在1966年科学口万人大会上的态度，北航28昼夜事件，反对军队院校撤工作组，对红卫兵大串联不满，对上海“一月夺权”不满，参与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贯走专家路线，犯了“多中心论”错误，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时搞大摊子，在西山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等等。
聂荣臻对这些指责，有的承认，做了检讨；有的沉默不语，以免再生是非。
聂荣臻的老部下们，在小组会上没有揭发什么问题，只是一般地表表态。
他理解和感谢这些老部下。
有位参加第二组会议的老部下，十二中全会以后不多久，在三○一医院碰到聂荣臻的秘书时说：“请你向聂帅问好，要他保重身体。
聂帅是正派人，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
10月26日，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定了调。
林彪讲话以后，聂荣臻被迫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陷入了‘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逆流’的成员”，“犯了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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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3）
但他同时又说：“思想沉重，根本没有想到我也是‘二月逆流’的成员，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沾边。
因此，根本没有向这个问题思考和检查。
问题提出以后，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经过最近几天同志们的揭发帮助，认识才开始有所提高。”
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说明在“二月逆流”问题上，他是受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蒙蔽的。
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
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
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毛泽东还说：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可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对老同志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十二中全会已经结束，江青突然影射攻击聂荣臻阴谋陷害毛泽东。
她在一份会后补发的会议简报中说：1948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到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
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聂荣臻因患肺炎，突发高烧，体温达396℃，心率每分钟150次，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
陈毅比聂荣臻先看到这份简报。
他在医院对聂荣臻说：“我真为你捏了把冷汗。”
聂荣臻在问清缘由后对陈毅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
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后来，聂荣臻也看到了这份补发的简报，仍然坦然处之，但他心想，江青这个人真够狠毒，为什么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么一手。
对“二月逆流”的传达问题，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对下不公布老同志们的名字。
可中央通知下发后仅仅9天，张春桥就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
他说：陈毅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
有个领导干部，只在单位小组会上通了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
“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
此后，“二月逆流”问题扩大了传达范围，老同志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聂荣臻住院以后，有次叶剑英到医院探望，因为正发高烧，医生未让见面。
叶剑英在电话上对守候在聂荣臻身边的张瑞华说：“你转告聂总，我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稍后，刘伯承到医院探望，对聂荣臻说：“老兄，这一下你苦恼了，但要保重身体。”
在困境中，战友的关怀给了他以宽慰。
第一节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1）
“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高潮。
聂荣臻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在那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年代，造反派的声讨、批判劲头自不必说，即使是平时同聂荣臻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此刻也只能跟着揭发批判。
否则就是立场问题。
从11月份起，聂荣臻被彻底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一切文件停发，所有活动不让参加，完全处于闭门思过的境地。
“二月逆流”问题在聂荣臻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传达以后，立即对他造成了最为难堪的直接影响。
11月10日的聂荣臻办公室工作记事本上写着：“目前在揭发‘二月逆流’。
从现在起，对聂荣臻的生活不能再让他特殊化了。
因为他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
办公室的同志，总的来说，对聂荣臻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这样做也是出于环境所迫，以表示“划清界线”。
在这种气氛下，有的人忙着写揭发批判材料；公务员不愿意为他洗衣服、搞卫生；厨师则几乎顿顿叫他吃炒白菜，加一小碟腊肉；工作人员接连开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会。
聂荣臻的家庭人口少，女儿女婿在上班，像往常一样，只有星期天才匆匆回家。
老伴张瑞华，陪伴左右，常给以安慰，但老俩口哪有那么多话可说。
最令他难堪的是，他特别疼爱的惟一孙女，当时年仅5岁，平时天真活泼，常在他跟前嬉闹，可此刻，因为常跟阿姨参加工作人员的批判会，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常用困惑的眼神看自己的爷爷奶奶。
聂荣臻孤独苦闷。
他本来就身体健康欠佳，又值大病初愈，备受煎熬。
要写检讨，没有必要的参考材料，除了老伴，也找不到商量的人。
他以超常的毅力，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后来他说：“那时候我不能倒下，倒下了，就没有说清问题的机会了。”
好在这种日子的持续时间只有两个来月。
1968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向前思想情绪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要军委办事组找徐办支部的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
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于1969年1月3日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1月5日傍晚，黄永胜、吴法宪奉林彪之命来见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同时传达了林彪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林彪的这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