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后一句话，带有明显的警告意思。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以后，聂荣臻的处境有所改善。
工作人员的态度就此有所改变。
于是他找在他办公室工作了十年左右的3位老秘书谈话。
聂荣臻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
你们都还年轻，我放手让你们工作，目的是为了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尽量锻炼提高你们的能力。
你们的工作也都是积极努力的。
我主观上是想努力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
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秘书们当然知道聂荣臻是无辜的。
谈话双方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2月初，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和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去搞蹲点调查，也就是接受再教育。
2月5日起，聂荣臻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一直持续到10月17日。
他在2月4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明天起，我即到化工三厂去，每日去半天，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当个小学生，认真向革命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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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2）
聂荣臻到化工三厂，虽然没有与工人同吃同住，但当时化工三厂的生活条件简陋，对一位年已七旬、又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例如，大小便就是一个难关。
他有前列腺炎和结肠过敏症，大小便的次数多而且急。
工厂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简单的露天厕所。
小便还好说，但碰上雨天，也是够狼狈的。
大便则蹲下去以后就起不来，得靠别人搀扶。
后来工作人员设法做了个木架子带到工厂，下面放个脸盆，可以坐在上面大便，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工厂没有沙发椅，连靠背椅也很少，经常是坐在长条木凳上开会，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回来后就反映腰酸腿痛。
尽管如此，除了生病，参加中央通知的各种会议和节假日而外，他基本上一直坚持，风雨无阻。
8月21日、9月13日，聂荣臻两次写了到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九大”以前，参加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干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等活动。
“九大”以后，参加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学习。
“主要是参加各种小型会议。
这种学习，生动活泼，启发教育很大。”
他在报告中还说：从参加工厂领导班子整风学习中可以看出，新进领导班子的某些干部，有两个突出的弱点。
一个是“骄”字，有“个人第一主义”，谁也说不得，碰不得。
一个是“怕”字，怕工作搞不好，怕关系搞不好。
“因此，帮助新干部成长，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关键问题是帮助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6位老同志开会。
毛泽东在会上要求老同志们边到工厂蹲点调查，边研究国际问题。
成立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定期开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聂荣臻出席了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
国际形势座谈会不定期召开，但一般是每周一次，从3月1日至10月17日，共开了二十多次。
绝大部分会议聂荣臻都出席了。
出席国际形势座谈会，对4位老帅来说是一大安慰。
他们可以聚到一起，畅谈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3月1日下午，4位老帅在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开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显得都很兴奋。
他们从战略的高度，纵论天下大事。
3月2日，发生了苏联边防军出动七十多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珍宝岛的事件。
在遭到我边防军严惩后，苏军从3月4日到17日，又多次入侵我珍宝岛。
从3月5日起，4位老帅多次座谈珍宝岛事件问题。
根据大家座谈的意见，由叶剑英执笔，写成了《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上报毛泽东。
7月11日，4位老帅共同署名，又写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报周恩来转毛泽东。
报告就中国、美国、苏联三国之间的关系，战略意图，力量对比等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大战一时不会轻易发生。
因此报告建议，尽快同美国恢复谈判，争取打通中美关系，以勾画国际战略新的格局。
报告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他们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聂荣臻在国际形势座谈会的几次发言中，陈述了如下的主要观点：一、对珍宝岛事件，他说，苏联对中国制造一点紧张是可能的，但大打不大可能。
它搞一个捷克，动用了四五十万军队，要进攻中国，得要多少兵力？珍宝岛事件，外电都说是它发动的，它心虚得很。
第一节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3）
二、对中国、苏联、美国的三角关系问题，他说，目前世界上除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组织以外，还有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等组织，但基本是美、苏两家。
从越南战争的情况看，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起什么作用，说明各条约组织内部都在起变化。
美、苏的主要争夺重点仍然是欧洲，他们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无论从投资情况和战略地位上看，都是这样。
他们目前真正想捞一把的地方是中东，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成为美、苏矛盾斗争的焦点。
对中国，他们都在搞声东击西战略。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碰了钉子，越南战争又被拖得精疲力尽。
再要想进攻中国，它是要认真考虑的，我看可能性不大。
美国在远东搞了许多桥头堡，但它主要还是要巩固西欧。
苏联搞珍宝岛事件，也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巩固东欧。
苏军武器装备好，但士气不行，过去靠喊斯大林万岁，就冲，现在它靠什么来鼓动部队。
目前，美、苏都叫得很厉害。
都摆出把火往中国引的架势，实际上目标是搞好欧洲。
因此，现在马上爆发针对中国的大战，条件不成熟，要大打，他们困难都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要失去警惕性，否则他们发起疯来不好办；一方面又不要迷失方向，被他们的现象所迷惑，乱了我们的阵脚；再一方面就是要争取同盟军，哪怕是间接的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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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奉命离开北京去外地。
奉命离京的人员名单，去外地的时间、地点，是17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体育表演晚会后，在会场休息室里宣布的。
当天，聂荣臻因为去化工三厂回来得比较晚，又觉得很累，没有出席这次晚会。
第二天，叶剑英在电话上对聂荣臻说，周总理昨晚宣布，中央决定，为了战备，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疏散去外地，我去长沙，你准备去郑州，要求20日前离开北京。
后来，聂荣臻一打听，得知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朱德去广州。
他说：几位老帅在京广线上一字摆开，有个打仗的架势。
但他又困惑地对秘书说：7月份4位老帅刚写了报告，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对这个意见是肯定的，怎么突然要紧急战备疏散？20日，苏联代表要来北京谈判中苏边界问题，难以想象苏方会借此机会搞突然袭击。
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做行动准备吧。
18日，聂荣臻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剑英通知我，战备疏散去的地方是郑州。
我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既然是准备打仗，还是去河北省好，过去在那里打了十多年仗，各方面情况熟，真要打起仗来，还可以起点顾问作用。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聂荣臻改去河北省邯郸市。
尽管聂荣臻不相信会发生针对中国的大战，但他还是认真做了打仗的准备，随身带了战争时用过的马褡子、煤油灯、蜡烛等应急用的物资。
因为张瑞华、聂力去了外地五七干校，丁衡高分配到某地山沟里工作，他只带上孙女和3名工作人员，于10月22日到了河北省南部城市邯郸，住在市委交际处一号楼。
聂荣臻在邯郸最关心的是战备问题，他多次听取驻军领导汇报战备情况。
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大地图，标明邯郸地区的驻军、民兵的驻地和兵力等情况。
他对邯郸军分区和驻军某师的领导说：“战争一来，粮食、被服、武器装备不要集中放在仓库里，要尽快分散到各地，以便打起仗来就地取给，现在就要制定疏散计划。”
尽管邯郸地区只有驻军1个师，大量的是民兵和少量地方武装，但他就战争一来，部队和民兵应如何组织，如何部署，如何机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一式几份，分送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聂荣臻很关心当地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成安县何横城大队，多次去参观访问，总结他们科学种田的经验。
12月19日，他写信给当时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
信中说：“趁三秋未完，首先走访了何横城生产大队，我认为很值得学习，现将我看到的，大队的同志们说的，以及阅读他们过去的各种经验总结所得，简述如下，请阅后转报中央。”
他在所附的材料中说，何横城大队由于实行“间作套种”的科学种田方法，1969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1115斤；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57斤；油料作物平均亩产236斤。
大队1969年交售给国家商品粮15万斤，集体储备粮28万多斤，为备战备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些好经验，建议在农村推广。
此外，他在邯郸参观了棉纺厂、钢铁厂、光学机械厂、陶磁厂、水泥厂、峰峰煤矿等多处厂矿企业，有的单位还去过多次。
利用这个机会，他尽量深入实际，多了解情况。
聂荣臻不服邯郸当地的水土，逐渐得了皮肤病，奇痒难忍，经常痒得睡不着觉，从手脚部位开始，逐渐遍及全身，虽多方延医服药，北京也送了些药去，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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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2）
1970年2月11日，经周恩来批准，他回到北京治病，结束了邯郸之行。
“五一”节，聂荣臻出席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询问了聂荣臻的病情以后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此后就再没有回邯郸。
1970年8月18日，军委办事组派人来通知聂荣臻，要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
来人见他因发心脏病卧病在床，就说，军委办事组首长说，如果你身体不好，也可以请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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