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18日，军委办事组派人来通知聂荣臻，要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
来人见他因发心脏病卧病在床，就说，军委办事组首长说，如果你身体不好，也可以请假不去。
聂荣臻不加思索地说，中央开会，是大事，我还是要去，近来心脏病、皮肤病交替发作，不过没关系，会议过程中，不能坚持时再说。
就这样，8月19日，他乘飞机上了庐山，住在庐山疗养院277号楼。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
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林彪在开幕式上作了长篇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警告老同志们不要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
第二天开始分组讨论，聂荣臻被编在西南组，吴法宪也在这个组。
下午会议一开始，吴法宪就作了煽动性发言，他说，在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
我听了气得发抖。”
但他又不点名，这是指谁？聂荣臻感到纳闷。
在当天晚上小组会的发言中，有少数中央委员，指名批评聂荣臻，说他作为一名老同志，就是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在领导科研工作中，在科研路线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要做深刻检讨。
会议开到晚上11时半。
聂荣臻回来后气愤地对随行的秘书说：某某、某某点名批评了我，是不是又要批判“二月逆流”了，没完没了！8月25日下午，聂荣臻又被迫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确实处于迷迷糊糊状态。
8月26日，会议突然宣布休会，聂荣臻同叶剑英相约，去游览庐山风景。
他们在游览中边散步边议论了两天来会议的怪现象。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吴法宪在小组会上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又不指名。
昨天来了华北组的会议简报，陈伯达也说了这个问题。
他们抛出了“论天才”的几段语录，又一致坚决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不是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已经传达是毛主席提出的吗，怎么又是声讨，又是要求，不知他们指的是谁？华北组简报刚发下来，我匆匆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通知收回。
今天宣布休会，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叶剑英说，我所在的小组，李作鹏参加会议，也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我叫他点明是谁，他就是不说。
反正里面肯定有问题，就等着瞧吧。
8月29日才知道，这几天里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错误。
9月2日起，各小组结合学习《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
聂荣臻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
他感到很痛快，“文革”中，陈伯达处处同自己作对，这次是他应得的下场。
9月6日大会闭幕。
在临离开庐山前，叶剑英告诉聂荣臻，中央决定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由他具体负责。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陈伯达历史上肯定是个叛徒。
十二中全会上，他责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三十年代初那段被捕的历史，从他当时的口气和神态看，我明显感到他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1）
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
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
聂荣臻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他说，在陈伯达抛出论“天才”的语录，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教训是深刻的。
今后要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谦虚谨慎，勇于改正错误。”
这里说的“军委办事组同志”，是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
慑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督促批判，这5个人在这次会议前和会议中，都作了应付式的表面检讨。
庐山的这出闹剧，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在林彪的主使下演出的。
但林彪不思悔改。
庐山会议以后，他就消极称病，在背地里策划种种阴谋，终于，1971年9月13日，在阴谋行将败露的关头，乘飞机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落得个可耻下场。
9月26日起，中央召开有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臣、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人参加的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的反党活动。
27日、29日，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
他说：“在江西打仗时，一直到1934年长征，我同他没有多大分歧。
我有个原则，就是非原则的问题不多争论，还是要搞好团结，但是原则的东西不能让步……那时候我觉得他比较纯洁一点，没有什么世故，打仗还肯动脑筋。”
我知道他在红军时期的主要错误有：一、1932年打下漳州后，在当地筹款，有人把不愿交款的人拉到大街上拷打。
我反对这种做法，但林彪支持。
他说，我们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我说：我们要钱，但更要政治。
二、长征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一军团抢占九峰山，掩护大部队行动。
林彪主张一军团走大路，突过乐昌。
我坚决主张执行军委命令，结果抢占了九峰山，完成了掩护任务。
三、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前，林彪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意思是走弯路），写信要求撤销朱德、毛泽东的指挥权，我批评了他的错误，后来他在会理会议上受了批评。
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我要他警惕，他反说我是宗派主义。
五、长征到达陕北，他向中央要求率部到陕南打游击，想离开毛主席，自创天下。
六、东征中，毛主席来电，要一军团拨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先表示反对，我也不同意。
1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上，批评我有本位主义，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我作了检讨，他却一言不发。
聂荣臻的发言，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9月底，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审查，设立军委办公会议，接替军委办事组。
此后，聂荣臻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发言说，林彪为了抓军权，培养他的死党。
海军树李作鹏，以李作鹏画线，弄得海军领导班子分成两派，始终没法解决。
空军就是吴法宪，把空军整得很乱。
这次阴谋谋害毛主席，林彪叛逃，好多都是空军搞的。
总参是黄永胜，这个人历史上打仗就不行，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认为只要忠于他就行。
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聂荣臻出席了会议，编在军委组。
6月2日，他在军委大组会上发言中说，建国以后，我对林彪的印象是：一、小病大养，心地狭窄，疑神疑鬼。
二、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我从组织上对他的工作是尊重的、支持的。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2）
三、对他提的“四好”、“五好”运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科技队伍刚组建，问题很多，知识分子特点不同于部队，互相工作又不同，不好评比，所以国防科委系统没有搞“四好”、“五好”运动。
这一点我跟他说过，他是同意了的。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让吴法宪到国防科委一次会议上把我臭骂一通，把这一条定为是我最大的罪名。
他搞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把当时的军委常委架空了，他搞封锁，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除了某些时事情报以外，什么消息全不知道。
“九·一三”事件出来后，开始感到很突然，想不到他要对毛主席下毒手，又叛国投修，自取灭亡。
这是他长期坚持反动立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要引以为戒。
过去我为什么同意他当接班人？知道他历史上有严重错误，但认为他那时还年轻，才二十几岁，比较单纯，以后这么多年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新的错误，所以误认为他可能已经改了。
另外，就是自己的政治原则和理论水平低，对许多情况也不了解。
聂荣臻在此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一次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
当天，叶剑英将这些话告诉了聂荣臻。
聂荣臻欣慰地说，这下可丢掉包袱了，不再背黑锅了。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聂荣臻的手说，你还记得会理会议那一段历史，许多同志不知道那段历史。
毛泽东在这次接见时，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说，贺龙，“杨余傅”事件要翻案。
“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但仍有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兴风作浪，“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聂荣臻的处境略有好转，但仍没有彻底平反。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仍没有进政治局。
在新的军委领导机构军委办公会议的组成成员中，也没有聂荣臻。
只是到了1975年2月，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新的军委常委会，聂荣臻才重又任军委常委，重新参与军委领导工作。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工作。
此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力图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
聂荣臻是积极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
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提出了要整顿军队，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工作的号召。
聂荣臻在会上发言，积极予以支持。
10月28日，他在同司令员张廷发等空军新领导班子谈话时说：“全军要集中统一，总的听毛主席的，具体的听现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的指挥。
总参谋部是执行军委意图的全军的统帅部，空军要听从总参的指挥（邓小平此时兼任总参谋长）。”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邓小平恨之入骨，总想千方百计再次打倒邓小平。
后来，毛泽东终于听信了“四人帮”一伙的谗言。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打招呼的通知，说是现在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