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们认为唐绍仪本来也不是革命党人，不值得为他拼命。他们在同盟会员中都是读书比较多的人，文质彬彬。他们的想法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他们觉得，这个联合政府（混合内阁）没有统一的政见，整天谈不到一块儿去，还不如散了。当然，由同盟会组阁是最好的了，但是，估计袁世凯不会同意，那就让共和党去组阁，也要比现在好。所以，他们也要辞职，让内阁重组。当然，这没有错，也符合事实。但是，违反《临时约法》的事，要不要追究呢？好像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轻轻地就放过了。他们竟然连揭露事件真相的兴趣都没有。直到反对党对唐绍仪和同盟会阁员污蔑攻击的文章铺天盖地发表出来，才以迁到北京的中国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向各地的同志通报事件真相。这几位好好先生，没有什么捍卫共和的政治措施，却一直还在做着议会民主政治的美梦呢！他们在通报中，称赞唐绍仪说：唐绍仪这一次的行动，不仅仅在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的政见方面，是近来的政客很难做到的，而且就法律、政治的角度来说，尤其关系重大。唐绍仪因为主张约法上规定的国务总理的权利，不惜放弃国务员的地位，作为坚持约法上总理权利的代价。我们知道了这个信息，应当对他表示尊敬，以他的做法为模范。至于他在开始的时候委曲求全，后来看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就下了决心，断然地舍去总理职位，断绝葛藤。态度非常严正、果断，与东西方各国著名的政治家比较，实在毫不逊色。年轻的缺乏政治经验的同盟会本部的先生们，话说得很漂亮，但似乎缺乏西方政治家对宪法认真的精神，他们没有对《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总理权限问题进行深入的追究，责问是谁侵犯了总理的法定权利，努力纠正违宪的行为，却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议会运动上。
同盟会仍然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党内批判袁世凯的声音一直存在，甚至武装反袁的倾向也没有消除。本部发布事件真相后，上海方面批判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声浪又高涨起来。《民权报》主笔戴季陶（季陶），直斥袁世凯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惊呼中华民国可以亡也。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没有交卸都督职务，对袁世凯提出了最严厉的责问。这封电报竟然同时有两个版本，让我们后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凸显了同盟会内部的困扰。电报责问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这是《民权报》的版本，而同盟会的主要报纸《民立报》，“更举总统”一词则为“更举总理”。一字之差，天壤之别。陈其美说的反话，到底是重新选举总统还是重新选举总理？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3．唐绍仪出走天津（5）
袁世凯政治经验丰富，是个玩弄权谋的高手，对付那些稚嫩而涣散的革命党人游刃有余。他于6月22日复电陈其美，反责其“误听浮言”，并威胁说：如果有人幸灾乐祸，我受国民付托，不会放任不管。同时揶揄陈其美：如果重新选举总统，有合适的人选，我就可以减轻负担，没有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事情了。那是个“非袁莫属”论调鼎盛的时代，谁有资格、有胆量取代袁世凯当总统？第二天，袁世凯放出了柔软的一手，发布解释嫌疑的通电，向天下人表###迹。他说：我小时候读书，就羡慕天下为公的风气，到了中年，也懂得点世界的形势，看到法国、英国这样的共和国家，法制优良，觉得同我们国家古代的理想是一样的。去年武昌起义，废除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了一个共和国家，我以衰朽的年纪，也有幸亲自参加这样的盛会，心里很想从此退休，回到田园，享受和平繁荣的幸福。因为国民的付托，才担任了这样繁重的责任。当共和宣布的时候，我已经通告天下，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的时候，也作了宣誓。现在一些没有知识的人，造谣惑众，怀疑我仿效法国拿破仑第一的故事，要做皇帝。他们的用心，我可以不追究，大体上一半是出于误会，一半是出于故意。现在国家危机很严重，列强还没有承认我们这个新国家，而各省的秩序还没有恢复安定。我们做事的人只能委曲求全，而局外人却很难谅解。要知道，我担负着这样重的责任，对于天下兴亡，怎能冷漠不管？如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使民国前途弄得无法收拾，即使别人不责备我，我自己的良心也觉得对不起同胞。我的心情，可以对天发誓。希望国民以救国为前提，从大处着想，不要轻信谣言。如果有人胆敢不顾大局，存心破坏，我也要服从国民的共同意志，与天下人一起，把他们驱逐掉。
这封通电发布后，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都不愿意事态扩大，风潮也就逐渐平息。
但是，在这次风潮中，同盟会不仅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受到损失，在地方势力上也再次受到损失。由于陈其美的通电措辞严厉，反对派对他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攻击。由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幕后策划，北京的六家报纸《新纪元报》、《中国公报》、《北京时报》、《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民视报》联名给黎元洪及陈其美各发了一封电报，攻击陈拥兵自卫，要求黎和各省都督联合发兵，进攻上海，将陈其美杀掉，来奠定国家稳定的基础。尽管袁世凯、黎元洪都不可能真的出动军队，但陈其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7月31日交卸了沪军都督的职务。中国同盟会又失去了一个地方上重要的地盘。
那么，对于今后的政治走向采取什么方针？同盟会本部和内阁成员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即由一个党组成内阁，政见保持一致，但不强调一定要由同盟会组阁，如果不是同盟会组阁，则同盟会员不参加内阁。袁世凯不赞成同盟会的主张，他要凌驾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主张人才内阁。也就是说，只要袁世凯认为他是个人才，就会任命他担任内阁职务。共和党等同盟会的反对党，自己觉得并没有力量组阁，愿意看到一个超然总理，也就是没有党派关系的人当总理，继续分享政权。第一届内阁的组成，还很难说与政党运动有什么关系，唐内阁运行过程中，参议院的参与度也还很有限，而往后的###则与参议院和政党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民初政局将进入新的一轮角力，中国的参议院和政党政治运作，将如何表现，朝什么方向发展，自然将决定民国政治的前景。
练习民主，练习自由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年轻有激情，思想单纯，但也简单幼稚。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这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个时代特点。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即使是精英分子，用西方理论看中国社会，对这个时代也缺乏明确认识。在他们眼里，清王朝不过是只纸老虎，不管在哪里点一把星星之火，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火，把这个衰朽的王朝烧掉。只要汉人当政，民国成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人民就会得到幸福。武昌起义成功，谁也没有想到，果然全国都起来响应。革命虽然碰上了困难，但只要袁世凯反正，又一切都顺利了。在革命高潮时期，章太炎所以敢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因为想得简单。尽管遭到孙中山的批评，但他们仍然觉得明摆着民国就能胜利了，自然就要组织政党。过去不让组织政党，是因为满人统治，现在实现共和，组织政党就天经地义。清帝退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和公布、实施，从法律层面说，也保障了政党政治的施行。当时的政界好像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孙中山也不再批评章太炎，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也势在必行。政党组织是和议会政治相表里的，言论自由更是政党运作和议会政治的必要前提。然而，共和制度的理想境界运作的结果，却是普遍的混乱，章太炎竟然回头发表了共和亡国论。他们不知道共和前途有很多障碍，更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障碍，更不知道最大的障碍，不仅是自己的对立面，还有自己身上的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方文化的错位，造成了人才不出的后果。
孙中山在1905年组织有中国同盟会，我们现在也把它列为政党组织，但那时候，它只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组织，而且是个秘密组织，与和平生活时的政治组织不是一个范畴。孙中山坚持革命方略这门“大炮”放空了，中国同盟会迷失了方向，一时间既不能革命，也不能销去，甚至没有开放，在政党组织的浪潮中落后了。章太炎的“天下为公”就走上了前台，那么这个“疯子”带头发起的组党活动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风起云涌话政党（1）
从武昌起义到上海光复，革命向全国发展，一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同时就有声有色地展开了。光复会会长章太炎更成了组党的急先锋。章太炎回到国内不久，即于1911年11月29日到苏州会见了程德全。程是前清江苏巡抚，主张立宪，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魄力，反正参加革命，和章太炎的政见一时合拍，开始筹备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人都是章太炎开列名单联络来的，标准是国内各省的“宏硕之士”。12月14日公布章程，招收会员，它的宗旨是“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章太炎为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原立宪派人士唐文治、张謇、熊希龄等成了骨干分子，发行《大共和日报》。章太炎在演讲中公开声明“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对于国家具体体制政策，主要是主张采取中央集权制，反对美国式的联邦制；对于大总统要进行限制（当时总统是孙中山），防止民主专制，应该仿效法国制度（也就是责任内阁制）；对于民生主义，反对纯粹社会主义（也就是反对平均地权，反对土地国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月 2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拟定有“假定党纲”10条：（1） 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 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 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 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 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 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 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8） 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 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章太炎在政治见解、具体政策、人事品评等都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刚刚起来，政权没有巩固，必须由革命党用强力来扫荡旧势力。在章太炎看来，现在必须与其他各派联合起来，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当然，孙中山对旧势力是什么，当时也糊涂，但章太炎看来，就无所谓旧势力。因为他对孙中山和同盟会有一系列不满意的看法，就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势力和他抗衡。这个势力，就是后来梁启超给袁世凯信上说的旧立宪派和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
结果，光复会这个革命组织也首先自然消亡了，消亡得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