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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痛，至极，至悲，至枯，乃清诗的一般感喟。“世事粗谙身已老，古音方奏客难听”（顾炎武）。“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蒋超）。“聪明得福人间少，侥幸成名史上多”（袁枚）。“过眼荣枯皆嚼蜡，切身经济是加餐”（张问陶）。
其实，给时间淡化了的历史背景就似切片一样活在这些悲叹之中，清代的科举将知识分子精神终生桎梏在“八股”里面，文字之狱也前所未有地盛行，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说的就是大清律施行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精神自由发展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了，审美心态未曾获得哪怕一方微小的途径，终于造成这凄厉的诗句。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创作的情形，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也仿佛是对清诗的情形而言。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奥诺丽纳》中写奥太佛伯爵书房里摆满了花草，“他总是拣枯萎的买来，也许是象征自己的命运”。这也最像清诗人的心态，“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黄仲则），试较之粉饰太平的《御制诗文十全集》中“时和岁美诚堪庆，只觉惕然饶畅然”，二者的价值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浸透在困厄与辛酸中的诗人是特别能看清所谓盛时清世的。即如龚自珍，亦狂亦侠也好，剑胆箫心也好，他最终要倚靠在“吟罢江山气不灵”的凄然欲绝的氤氲里。
那苍凉凄楚的文字后面，是漫漫专制长河流向衰亡前期的征兆，也使我们在凄艳的摇曳中见到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著的不愿堕落的苦闷，严肃而又沉痛的文艺。
晚清社会，世事益繁，其所演之悲惨残酷，更有甚于昔日。人民备受戮辱，而力不敢较，暂复隐忍，然蓄之愈久，爆发愈烈。“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使专制为原动力，其所激起之逆动力，洵将另有“大事”矣！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1）
观曾国藩传记三种，各有千秋；夜读听潮，渊然隐有所感。
王定安的《曾国藩事略》采用浅近文言，一气呵成，他那端严的幕僚笔法，简洁素朴，叙述到位，虽无小标题节制而不觉其冗长。何贻焜之《曾国藩评传》，也用浅近文言，而多采民初自日本等地引进的新词汇，叙述详尽，表达婉转，句意深入，文章稳健而有逶迤之势；萧一山之书，已是白话论文，却时采文言词汇，句子有节制，故其吐属也相当的妥帖，解析复杂历史脉络，深入腠理，尤有随时拔起的精彩之论，峻峭突出，绝无冷场，读之有观止之叹。
（一）
史家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写曾国藩救世的宏愿，具体渗透在曾氏保存中国文化遗徽的苦心之中。对他大加赞誉的人，只恨美词难尽；大毁之者，焦点又在吾祖民贼这一点上。但以洪、杨非驴非马的文化，所以他实在不必对毁伤他的人负责，而在清廷专制的大框架之下来保存国粹，则其救世的宏愿，也就不免大打折扣。悲哀的是他只能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存在。所以，真正又要民族、*的革命，或至少不在客观上为专制延长寿命，又要克绍中华国粹——那就只有等到孙中山及辛亥党人的出世了。
从民族革命而言，人有不能原谅曾国藩的地方，可是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大英雄，“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扶耒之民，以破强敌……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即曾氏建军的发轫，不过是保卫乡邑的初衷，“非敢赞清也”。萧一山先生说，“国藩是为文化而战，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可以知道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引子》）。
萧先生着力论述曾国藩挽救了清朝是没有疑问的，但清廷并不能救中国，清廷本身也是不可救药的，但曾国藩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曾拼命把清廷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明亡于清，不可能是曾氏的责任，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任何的牢不可破”，萧先生引章太炎说曾国藩的“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指斥洪、杨，“足征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
第二章写他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养成道德学问特殊的造诣，证明他的事功，他的中年中兴功业，晚年的退守，都和早年的学养慎独功夫密切相关。他的一生的归结在于礼学：即经世之学。笔者以为此一礼学实有制度之要义在里头。“古代的著作极简单，分科更不详，经世是寄托在历史学中的……大儒是经世的通才，是博通的、综合的，以礼为归……曾国藩在史书里面，不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在第三章，谈曾国藩的时代，他的经世之礼学，发挥中庸的文化精神，以期把握时代。从孔子梳理到顾炎武，并对后者深致敬意。而曾国藩对顾炎武视为泰山北斗，万古金声；并读陈卧子诗集，向往之至；这些都是抗清的大家，国藩的心曲可知了。故其“剿”捻“剿”洪、杨，可知是对社会、民间、文化负责了。萧先生考出了曾国藩伟大成就的学术背景，他以儒生治兵，戡平大乱，维持中国文化的传统赖以生发的背景——那些极细微关键的地方。至于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说曾氏之佳处、之不可及处在不排满这一点，则相当可笑。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2）
在以经世之礼为中心的前提下，自尊与自憎的情感对立，消极与积极的观念的冲突，对于极矛盾的环境的应付，也因之尚觉裕如。
萧先生引其家书“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唯事之所处，求退不能”（第六章）分析其政略，“国藩开始发表他的政论，完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
萧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曾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曾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第十章）。
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二）
《曾国藩事略》作者王定安长于史志文献学，长期任曾国藩幕僚。后曾任山西布政使。辑撰有《曾文正公大事记》《曾子家语》《两淮盐法志》《平回纪事本末》《彝器辨名》《三十家诗抄》等著作，煌煌三百余卷，涉及面甚广。
王氏《曾国藩事略》，卷一以简略笔墨叙述其乡间童年生活。引国藩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
“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黎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这一段话，可视为曾国藩行事立身的总纲。著者置之书前，不为无意。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其原始文件实在是一种有机穿插，使事迹显明。此书相当于一部大型列传。盖其结构袭用列传写法，唯篇幅特长而已。以过渡说明文字连缀官方文件，来作事实铺叙。全书实自其编练湘军开始，叙其事功，而于此前，仅以数页概括。他回乡前，任兵部、刑部、礼部等副职，因母丧回乡，正值太平军大举扫荡之际。遂就近练兵。当时太平军水师强盛，在长江中下游迭陷郡县，“衡阳廪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见器之……治水师自此始”。
叙事脉络清晰，出省作战，水师之起来，事出偶然，回乡奔丧，因而就近“剿”匪，因事势而扩大。其大员，相继出场者，乃是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 想看书来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3）
书中大量引用了皇帝的上谕，这里面很多是清廷惊慌失措的情形下对曾国藩的驱使。而在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则阐明，曾氏针对上谕，对军政和用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批评，“糊涂虫的清廷，却天天催他出兵”，他也明确指出朝廷虚骄不实的流弊，“满廷疲泄，相与袖手，流弊将靡所底止，这是多么大胆的谏言啊……在专制时代，帝王生杀予夺，假如没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只字”（第六章）。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为数不少的官员仍在鬼混，反笑曾国藩多事，谤议横生，而有退隐的念头。
清廷的焦急恐惧历历见于各种文件之中。严厉督促曾国藩出兵。其间，曾国藩忙于水师之后勤和布控，动作或显迟缓，而清廷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其口吻近于无赖。“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有时隔着甚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着迅速前进，毋稍延迟”，总是希望他不要将任务的艰巨作为逃避的借口。至有胜利，则立即封官许愿，奖励各种高级工艺品。
1861年，清廷令曾国藩统筹东南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就在次年春上，他即有辞官的心态：“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
至1862年，多隆阿消灭了少年将军陈玉成，彭玉麟攻金柱关，“贼于烈焰中冲突而出，积骸满渠”。春夏之交，彭玉麟“闻国荃孤军深入，恐为贼所乘，急调水师策应……水师于狂风巨浪之中排炮仰击无少休……逼垒纵焚，火光烛天……群丑扑火溺水，横塞江流”。这样的情势下，上海外围的中等城市又有重新陷落的，对金陵大营的攻扑也相当猛烈：“贼连营数十里，大河之港俱设浮桥”……战场态势的艰苦险状可想。即令来投降者，也多视之为诈，随即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