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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延安路上，过龙门石窟，经关帝、刘秀墓，邓小平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始终向北急驶着，直接到达西柏坡。整整三年了，邓小平又见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原战局和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他不止一次地称赞：“中原的工作搞得好，搞得好哇！”“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对中原战略的伟大作用认识不足，是机会主义的观点。”
所以，毛泽东等让邓小平当面详细汇报，认真总结经验，而且只作口头汇报、总结不够，必须在开会前写出书面汇报来。于是，邓小平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从纠正“左”倾的过程和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这两个方面来写书面报告。关于今后进行新区的意见，他写了七个方面：1。关于出动前的准备；2。关于在新区展开；3。关于在新区的作战；4。关于进入新区后的供应；5。关于社会政策；6。关于武装；7。关于准备干部。
9月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9月6日开始召开的军事准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发言。在他看来，部队兵员补充、后勤供给等问题，在外线作战中必须予以充分考虑。他预见到，1948年的战争规模与1947年不同，一个战役往往带有战役会战性质，这要求我们兵员充足，弹药充足，否则就会发生困难。他认为，针对少数指战员不愿渡江作战问题，在思想上必须加强与提高原则性的教育。要充实老纵队，准备财经等各方面的干部。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这次自抗战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针对国民党力图挽回败局的战略企图，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有条不紊地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会议结束刚刚3天，济南战役打响，半个多月后，三大决战的首战辽沈战役炮声响起，邓小平在隆隆的征战炮声中告别毛泽东等，赶回宝丰县北张庄村。一位老同志在日记中写道：“10月7日，晴。邓政委7日由邯郸动身，不久即可见面，定带回中央之指示，准备着了解中央会议情形；10月11日，晴。邓政委由中央归来；10月14日。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精神。”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前要攻占郑州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于10月18日下达郑州作战基本命令后，又与陈毅于19日夜乘吉普车开赴郑州前线。10月22日，两人坐镇禹县（现禹州市），指挥中野第九纵队等部解放了郑州，党中央专门来电。认为郑州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枢纽为我掌握，这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当晚，邓小平和陈毅驱车进入郑州市。在郑州的几天中，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一是批评警备司令员。攻克郑州后，邓小平、陈毅任命某纵队司令员兼任警备司令员。这位司令员喜欢看豫剧，把市内警备任务安排好后，在一天晚上去豫剧院看戏去了。刚巧，邓小平有事打来电话找这位司令员，结果没有找到。看起来这是件小事。但邓小平想得很多，认为这种苗头必须抓住，于是便在中野所属部队中进行了通报批评。这件事当时就给予指战员们很大震动。45年后，这位司令员向笔者说这件事时，仍表现出对邓小平的敬佩之情。
二是打下郑州后，某纵队后勤部长到当时的铁路部门去借汽车，并与对方发生了争执。这位部长态度不好，铁路部门一直告到了上级。其实，这位部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平时工作很负责任，一贯表现不错，但邓小平还是坚持撤销了他的职务。用邓小平的话说：什么借？你是胜利之师，这是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当时，党中央规定部队解放城市时，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纪律、规定。这位部长恰恰是刚一进城就违反了群众纪律，所以，不从严处理就不足以教育大家，处理了一个，就使很多人以后避免犯错误。这叫打一儆百。结果，车子交给地方，部长撤销职务。该部长被撤销职务后其错误还被通报全野战军，刘、陈、邓还联名致电中央报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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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1）
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宿县是关键，占了宿县，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邓小平对子女们的谈话
“围师必阙”是《孙子兵法·军争篇》里论及的用兵之法。意为围攻敌军，必网开一面，以示其生，使敌存去留之心，则战守不固。若四面俱围，敌必据险死守，鸟穷则搏，困兽犹斗。《谋攻篇》认为，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意思是，10倍于敌能合兵包围，5倍于敌能3面夹击，1倍于敌能前后夹攻，势均力敌能顽强抗击，我寡敌众能组织退却。的确，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些战役、战斗，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个作战原则的正确性。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很多军事原则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在淮海战役中，指挥所部夺取宿县，抢占永城，形成对敌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生动战例，就是对“围师必阙”的修正。
淮海战役时敌我兵力对比是70万对60万，是人民解放军发起三大战略决战中仅有的一次敌众我寡条件下进行的战役。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审时度势，多谋善断，观照全局，抓住关键。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在战略分析基础上大胆地实施战役包围。最后歼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计万余人。夺取宿县，截断敌重兵集团的退路；抢占永城，封闭南逃之敌的前门，可说是邓小平等在指挥战局时下出的两步好棋。
坚决夺取宿县，制造瓮中捉鳖之势。
宿县古城，地处中原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是国民党军队徐州重兵集团要塞和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同时也是该集团通往南京大本营的必经之路。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华野集中兵力歼灭徐州以东黄伯韬兵团。中野部署攻击郑州、徐州，钳制黄维等部，邓小平、陈毅指挥中野主力于10月下旬东出徐蚌线。解放郑州以后，陈毅、邓小平在同军委和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数次提出前出徐蚌线，攻击宿县问题。毛泽东也把攻占宿县、蚌埠作为中野主力的进攻目标之一。认为我军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汴徐线上打一胜仗”。显然，军委和毛泽东，陈毅、邓小平都把进攻徐蚌线各点的行动看做是战役牵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发现孙元良兵团开向宿县，即判断刘汝明兵团可能放弃商丘，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则可能缩回徐州，似有转入东援黄伯韬的迹象。所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上述敌情，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中心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势行动，并准备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后来，邓小平多次讲：“宿县是关键，占了宿县，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从军事理论上来讲，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帅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刘伯承在11月3日给陈毅、邓小平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表现了刘、陈、邓等前线指挥员认识战局的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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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2）
来电认为，敌重兵集团坚守徐州，其补给线只是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邱、刘两敌也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故来电请陈、邓切实考虑：只要不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这样，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予以攻击，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对我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极大。
邓小平、陈毅素知刘伯承多谋深算，来电所提建议与自己想法不谋而合。即斩断徐蚌线，当前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后方补给线，把敌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东援黄伯韬兵团的压力。最终目标是隔断徐州敌重兵集团与国民党南京大本营联系，彻底陷敌以孤立，最后徐图各个歼灭。夺取宿县，显然是“瓮中捉鳖”的要招。于是，邓小平和陈毅将所拟宿蚌地区作战方案上报军委，并电令粟裕等注意判明敌人动向，所得情况即告。
果然，邓小平等不久就收到了粟裕等人来电，据俘敌称敌有南撤企图，建议迅速破击徐蚌路。毛泽东综观全局，下定决心将“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大淮海”。他致电邓小平、陈毅等充分肯定他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至宿县附近寻歼孙元良，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这时，邓小平、陈毅和于10日急赴而来的刘伯承一起，研究了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敌人联系问题。11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命令，指挥参战部队连夜向宿县开进。12日，包围宿县县城。毛泽东对此举表示赞赏，认为“甚好”。随后，刘、陈、邓指挥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等，于16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宿县。与此同时，四纵等部占领固镇，控制了100公里长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刘、陈、邓指挥中野主力等攻占宿县，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使国民党军队内部为之一震。此后，国民党报纸评论说：“###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惟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牵制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