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髯荻由送龃�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战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5）
“烧铺草”是南方一种习俗，即人死后要把死者铺过的草烧掉。邓小平在各纵队首长会议上告诉大家，就是要有“烧铺草”的决心，就是要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他说：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助下，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类似的话还有：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围歼黄维兵团从11月23日开始，至12月15日胜利结束，历时23昼夜。11月23日至24日为阻击作战阶段。刘、陈、邓指挥中野一部，利用南坪集诱敌深入，然后分别由东西两侧向中心突击，结果将敌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等地。11月25日至12月3日是紧缩包围、准备攻击阶段。开始，黄维奉蒋介石命令不顾一切地以主力向东攻击突围，因廖运周率一○○师起义和我军顽强阻击而受挫。此时，由于部队对敌混乱状态估计过高，对其防御能力估计不足，突击时又准备不够，作战时只是猛烈突击，致使部队伤亡较大，收效较小。
针对这种急躁轻敌情绪，刘、陈、邓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电示，提出“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稳步攻击。在总攻准备下，又创造了近迫作业和飞雷等好战法，结合阵前攻势，从斗志上压倒敌人。但蒋介石孤注一掷，密令杜聿明率3个兵团由徐州南下，企图夹击中野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合兵南撤，蚌埠之敌也同时北犯，已推进到距双堆集35公里处，战局瞬息万变，中野面临南北两部敌人的两面夹击。可见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确实起到了牵制全局，承上启下的作用。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当机立断，令粟裕指挥华野以强大兵力，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追击和拦击，于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徐州西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同时派一部向南防御，增强阻击南面敌之力量。并经军委同意，决心首歼黄维兵团。
12月4日至12月15日为阵地歼灭战阶段。刘、陈、邓精细计算了敌兵力损耗情况后，决定调整作战部署，组成东、西、南三个集团做向心攻击，并起用总预备队华野两个纵队，调华野特种兵纵队一部参战，于6日发起全线总攻。此时，中野已伤亡达2万余人，但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许多部队在战斗中，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班长、甚至司号员、卫生员等，都自动代理连排干部，全军将士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连续战斗。各部队纷纷提出，哪怕一个旅编成一个营，也要坚决执行刘、陈、邓总攻命令，战斗到底。
连日鏖战，我各集团进展很快。但敌猬集一团，以房屋为核心，地堡群为骨干，做困兽犹斗。在优势火力掩护下，疯狂向我攻击。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投降，继续率部防守，施放毒气，由空军掩护，企图顽抗到底。为早日全歼黄维兵团，保障华野围歼杜聿明集团，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以最大决心一再整编部队，继续顽强作战，同时增调华野三纵参战，华野鲁中南纵队为战役预备队。战至15日，敌残部向西突围，我及时调动部队堵击、追击，当夜全歼黄维兵团，生俘兵团正副司令官黄维、吴绍周。
围歼黄维兵团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这是淮海战役全过程中费时最长的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以后，刘、陈、邓立即赶往华野指挥部蔡洼村，与正在指挥攻打杜聿明的另两位总前委成员粟裕、谭震林会合。就在村中的农家小土屋门前，总前委的五位成员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留下的合影。从这张珍贵的历史性的合影中可以看到：此刻站在刘伯承和粟裕中间一向军容整齐的邓小平，忙得连胡子也没有来得及刮。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几位成员，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和胆略，导演了淮海战役这出蔚为壮观、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创造了中野、华野战史上光辉战例。66天的淮海大战，我军以60万人战胜了敌人80万人。连举世闻名的军事家斯大林得知此役战况，也连连称赞，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道：奇迹！真是奇迹。而毛泽东则幽默地打了比喻告诉刘、陈、邓：一锅没有煮熟的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1）
1945年，邓小平、卓琳、刘伯承、汪荣华和他们的孩子在河北武安县留影。
开完会后，我和（你）陈伯伯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去曲阜看了孔庙，然后我们才回前线。
——邓小平对子女的谈话
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1949年3月5日，河北省平山县（原建屏县）西柏坡，中央机关职工食堂里。正面几张长桌，桌上铺着白桌布。桌后的靠背椅，摆得整整齐齐。正面墙上并排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画像，两侧分别有鲜红党旗。会场不算宽敞，却布置得整洁、朴素、庄严。这就是中共在夺取全国胜利、创建新中国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场。邓小平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现在，我们能看到邓小平正在会上发言的两张照片：邓小平身穿棉衣，头戴棉帽，上衣兜里插着支钢笔，站在发言位置，他眼睛不断地扫视着会场。身后的党旗和窗户的半面依稀可见。不同的是一张微侧低着头，另一张是抬高了头。
邓小平在这次重大的会议上作了几次发言，讲的内容是什么，尚待有关专家去发掘资料，深入研究。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对毛泽东在会上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二是对目前形势分析；三是关于全会上提出的城乡问题、战斗队、工作队等问题；四是关于华东军管固定范围和人事安排。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讨论人事安排时），并谈了部队渡江、新区筹粮、城市筹款、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对这些，毛泽东表示赞同：“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会后，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和陈毅等，具体商谈渡江作战问题。
几天里，邓小平经常思考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关于城乡问题，他觉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不要农村，而又没把城市搞好。现在即将进入城市，执掌全国政权，这就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实做到城市领导乡村，搞好工农联盟。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战略问题。
会议期间，摄影师又留下了一张合影：陈毅左手持烟，右手抄在上衣兜中，满面笑容地面向邓小平。邓小平则站在陈毅旁边，两人似乎在商量着问题。他们的身后站着张鼎丞、张际春。从画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会议休息期间。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是2月28日一起前来西柏坡，另两位总前委委员刘伯承、粟裕在前方主持战事未能到会。会上，大政方针已定，渡江战役也大致商定，大部分部队进入休整时期。所以邓小平、陈毅心情轻松，会后返回前线途中，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到曲阜看了孔庙。
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的第五条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他主张，有准备、有把握的胜仗，战前必须进行必要的侦察，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战役（斗）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1949年组织领导渡江战役前夕，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是保障渡江战役获得全胜的突出范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决定：渡江作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时又向邓说：交给你指挥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2）
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深知：虽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在长江以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但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并未甘心失败，而是在蒋介石“下野”、国共“和谈”烟幕掩护下，采取“直接配备”，以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重点防御集团守备的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为要点，在18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布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以江为界，制造“南北朝”。而长江自古以来被视为天堑，江宽水深。四五月间水位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江水猛涨，风大浪高。
关于渡江作战计划，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战犹酣时就运筹了。1个月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总前委提出：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的中原局扩大会议，也讨论了渡江作战准备的一些问题。2月8日，邓小平又在商丘主持由中原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等商谈渡江作战问题。3月2日，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一步讨论渡江南进问题。26日，邓小平、陈毅等又听取了三野各兵团首长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着重研究京沪杭地区战役实施方案。
安徽省肥东县瑶岗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曾是总前委的驻地。3月31日，邓小平在这里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讲了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