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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派工作组是在北京的常委们一致意见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早在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时，就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次日，周恩来又与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毛泽东当天即批示：“同意这样做。”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6月初，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以扭转当时出现的混乱局面。为此，刘少奇、邓小平还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现在，曾自诩为第一个工作组组长的陈伯达又提出撤销工作组，显然是极不寻常的。7月23日晚，周恩来、邓小平还到刘少奇处谈工作组问题，24日凌晨，周恩来还为此事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谈自己的想法。而在当日毛泽东召集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的工作，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显然是对邓小平等工作的不满。会后，周恩来于7月27日约邓小平、陶铸谈话。30日晚，又同邓小平谈话。31日，又约邓小平等谈话。8月5日至11日，又同邓小平等谈话。
8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中央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两人虽然还在常委会中，甚至排名还靠前，但实际上的工作处境是越来越困难了。9月8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先后与邓小平、陶铸谈话。17日，又同邓小平单独通了电话。10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20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次日，又在一些负责人会议上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22日，周恩来又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0）
11月份，周恩来还在竭尽全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11月8日，有电话请示周恩来：刘、邓是否出席12日召开的有千名红卫兵参加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参加，担心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周恩来出于保护目的，批示说：“刘、邓可请假不出席，红卫兵可邀请，事前必须做工作。”19日，周恩来得知某学院要开群众大会，并上追到刘少奇、邓小平，遂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记者去参加。
11月也是邓小平公开场合最后露面的月份。12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万人大会。25日，参加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接着就是被无休止的不断升温的批判。此时，心急如焚的周恩来尽自己所能，保护着自己的亲密战友。12月24日，周恩来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的红卫兵准备上街游行，并到中南海揪斗王光美，遂告有关保卫人员，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26日，就吴德请示北京市委如何对待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时批示：可不去。1967年1月8日凌晨，周恩来听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报告后，把他们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恳切地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在参加当日某些造反派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上，当有人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17日，他又郑重地告诉某单位的造反派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报纸上没有点名，你们开会不要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针对某造反派头头四处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周恩来斥责说：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在1969年3月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时，将稿中“肃清一小撮走资派的余毒”处的邓小平等人名删去。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只能以这种方式，竭尽所能来保护邓小平等。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斗争，并错误地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1969年10月又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郊“谪居”。看起来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周恩来保持谨言慎行。实际上，作为“兄长”他始终关注着这位亲密战友和兄弟。邓小平一家到江西前，他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指示要妥善安置。在得知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在赣州的意见后，又提出具体建议：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这体现了周恩来虑事周密、细致的特点。
一年以后，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林彪一伙兴风作浪，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之际，他仍惦念着山下百里之外的邓小平。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这里有我的两个熟人，一个是你的同行，“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
9。英雄所见略同，战友所为相合。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叛国，11月初，邓小平以普通职工身份在工厂里听中央文件传达。回到住所，他显得很高兴，但只是说了“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短短八个字，道出了他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深恶痛绝，表达了他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心。
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变。周恩来以同样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和邓小平同样的心情。他说：“林彪之死，天造地设”。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1）
听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被粉碎的消息，邓小平和家人非常高兴。据有关人员回忆，当天晚上邓全家坐在一起打扑克，直到深夜。随后，邓小平用下午、晚上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通过江西省机要部门转送给毛泽东。看到邓小平1971年11月的来信，毛泽东联想起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功绩。1972年1月，他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提到了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深知，如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解放而且重新出来工作，将带动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于是，他当场示意陈毅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以便邓小平尽早复出。同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讲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1月下旬，他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明：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谈到邓小平问题时，周恩来又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4月，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犯过错误的同志吸取经验教训，“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此时，邓小平家“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同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转告中共江西省委：邓朴方的治疗，还是由解放军301医院解决。随后，邓朴方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住进301医院。
这时，王震等老同志也在为邓小平复出而努力。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看过林彪等历史罪证材料后，再次写长信给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的罪行，另一方面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工作。11天后，毛泽东直接把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写在邓小平的第二封来信上，并强调：“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当日，周恩来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的内容。
尽管毛泽东出面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邓重新工作之事却被搁置了4个月。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谈让谭震林回北京治病的问题。同时也说：“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他旧事重提，表明了对安排邓小平工作一事分外关注。同日，他约纪、汪二人谈话。27日，纪、汪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在江西奉命准备回北京，周恩来在北京指示有关部门为邓小平安排住所。自2月下旬起到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关于邓小平的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其中的一大段话，说明了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重重矛盾和举步维艰：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