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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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崛起- 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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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官的主要职能就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皇帝的所言所行包括过错、失误,都会被记录在册,流传于世。而专制时代的君主,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完全可以撤销史官的职位,让自己无所顾忌。但赵匡胤没有这样做,而是敬畏史官,让史官时刻监督自己有损清誉的不慎重决定。宋太祖纳谏和律己的勇气、智慧和胸襟,看来可与唐太宗媲美了。
  正因为此,他在将后周变成大宋之后,对后周的皇室始终实行优待政策;对于后周的一批大臣,他也照单全收;就连宰辅班子也都是原班人马,原职原岗;张永德是后周皇亲,是位权臣,赵匡胤当皇帝后,在张永德面前,从不以皇帝自居,仍然像从前那样尊称张永德为驸马,而不呼唤他大名,加封他为侍中,授武胜节度使。即使对企图阻挡自己篡位的大将韩通,在其被杀后也追封中书令,下令厚葬,并经常对旁人提起韩通对后周忠心可嘉。早年赵匡胤投奔随州刺使董宗本,可是其子董撙诲经常欺负他,赵匡胤不久又不得不踏上坎坷潦倒的流浪生涯,但是赵匡胤发迹以后,并没有报复董遵诲,反而不计前嫌重用了他。
  而对于拥戴自己当了皇帝的那些有功之臣,他做的也是中国所有帝王中最厚道最完美的,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金帛美女,任其所取。使人感到,人生所欲,也不过如此,从而换取宋室江山的稳固。
  宋代不轻杀大臣,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规矩。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整个有宋一代,几乎没有诛杀过一个功臣。历史上那些强臣勋将应有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剧,在宋代是彻底谢幕了。
  

巧释兵权

  晚唐以来,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非常时髦同时也极具诱惑力的话,也代表着一种普遍的世俗观点:“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即只要能拉起山头,谁都可以做天子。因此,“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现象在五代时期司空见惯,成为常例。
  针对这种君弱臣强的情况,赵匡胤登基后,始终忧心忡忡。建隆二年(961年)秋,他微服来到赵普府第,与赵普密谈。他询问赵普:“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7姓,城头旌旗频换,乱离不已,民不聊生。朕要使国家长久,应该怎么办?”赵普认为,领兵将领和地方各镇守节度使们权力过重是主要原因,应该削夺他们的兵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缴他们的精兵。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认为那都是老生常谈,而现在,他对这些人恩重如山,绝对不会再有乱子。
  赵普不客气地反诘道:“世宗皇帝待你不也是恩重如山吗?即使他们没有非分之想,你敢保证他们的部下没有贪图富贵之人?万一也把黄袍加于其身,箭在弦上,那时,他们想不反也不成了……”
  这番话,犹如当头棒喝,令赵匡胤惊怵不已,如佛子顿悟。
  赵匡胤不等赵普把话说完,连忙说:“你不必再说下去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宋太祖首先下令罢免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慕容延钊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韩令坤出为成德军节度使。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开始收回权力,这只是一个信号。但对于禁军重要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的重臣,则心有所忌惮,猝然罢免怕引起反弹。
  刚好一个月后,皇太后杜氏驾崩,国丧完毕,赵匡胤第一次上朝,又恰逢九月初九重阳节,他便以答谢的名义,在宫中设宴,款待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锋、赵彦徽等一干手握兵权的重臣。这些人都是与赵匡胤喝过鸡血酒,把臂结义的兄弟。熟不拘礼,因此,最初宴会气氛热烈。但酒过三巡之后,赵匡胤却连连叹息,众人询问其故,赵匡胤屏退左右侍者,说:“没有诸位兄弟相助,朕不会登上皇帝宝座。但你们哪里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快活。不瞒各位说,朕未做皇帝前,是寝食俱安,可做了皇帝之后,却未尝一夕安枕。”
  石守信等人不解,小心翼翼地忙问原委。赵匡胤道,是因为得了皇位以后,才寝食难安。他并阐述说:“我知道你们对我都忠心耿耿,我也视你们为同袍兄弟。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贪图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恐怕也身不由己了。诸位不会忘记吧?朕与世宗皇帝也亲如兄弟,可那么一天,你们把黄袍加在了朕的身上,朕不就登基称帝了吗?”
  石守信等人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汗如雨注。皇帝是怕黄袍加身的覆辙重蹈啊,君臣之间猜忌已经形成,始知今日之宴乃又一场鸿门宴也。伴君如伴虎,现在皇上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看来不杀头就是万幸了。因此众人十分害怕,齐齐趴在地上磕头不已,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求皇上指引一条活路。
  于是,赵匡胤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人们追求富贵,不过是想多享点乐,让子孙也过上好日子罢了,此外还有什么追求呢?既然如此,尔等何不急流勇退,荣归故里,或到富庶的地方做个一官半职,多置些良田美宅,自己享用也留给儿孙。日日有美酒盈樽、夜夜有美人在怀,过神仙般的清闲日子。朕还可以与大家结为亲家,以保证你们的富贵。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也两安了,大家各得其所,和美安乐,岂不更好?!”
  众人一听,纷纷叩头,说:“臣等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到了今天的地位,已经很知足了。我们早就想舒舒服服地过好后半生,享受刀头饮血挣来的生活,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现在陛下为我们如此周详考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没齿难忘!”
  第二天上朝,这些功臣们都以身体有病为由,各自递上一份奏章,请求辞去兵权,告老还乡,言辞都十二分地恳切。赵匡胤假意挽留了一下,便改命这些将领为地方节度使,都不再担任禁军统帅职务,又增加节钺仪仗,把俸禄提高到丞相之上。赵匡胤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妹妹、三个女儿也嫁给了其中的一些功臣。
  赵匡胤于杯酒之间,便夺去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过了一段时间,地方节度使奉命进京朝见,赵匡胤故伎重演,又以同样的方法举行宴会,解除了这些握有兵权的节度使们的职务,其优待条例一仍其旧。
  从此,节度使成为一种虚衔,只具备一种国家荣誉的象征意义了。石守信等一批掌握重权的将领军职被彻底解除后,返乡后挂了一个天平节度使衔;王审琦返乡后挂了一个忠正节度使衔;高怀德还乡后挂了一个归德节度使衔。虽然,石守信等人返乡后所挂的节度使都是虚衔,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但是,有了节度使衔,石守信等人便在社会上有了相应的地位和荣誉。
  从当时的情况看,赵匡胤这种选择无疑是最好的一种。因为大唐盛世就是从安史之乱戛然止步的,并从此走向衰落。而安史之乱就是由拥兵自重的节度使挑起的祸端。
  因为赵普献策有功,所以在962年10月,被封为枢密使(地位仅次于宰相的官职)。有一次,赵匡胤在回顾了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之后,不禁感慨万千,他对赵普说:“选择一批文官到地方任职,哪怕他们全部变成贪官污吏,都比一个武将所带来的祸害要小。”
  可见他对武将们是何等的畏惧。
  

强干弱枝

  至此,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赵匡胤便开始改组军事机构,运用强干弱枝的军事建制,建立新的军事制度。
  北宋初年,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形成三衙,不再由一人统领三军。三衙只有带兵权,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枢密院虽可以调兵,但没有带兵权,只有皇帝才授予两院执掌全部兵权的权力。遇有战事,或者临时命将,或皇帝御驾亲征。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
  在兵力部署上,赵匡胤把全国的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无法抗衡京师兵力。他自检阅禁军,从地方军队挑选出健壮骁勇的,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这样,各地精锐统统集中于京师,组成了强大的禁军队伍。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禁兵是皇帝的卫士,赵匡胤又命轮流外出戍守,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以免禁兵日久骄惰,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兵元常帅,帅无常师”,从而无法联合叛变朝廷的目的;厢兵是各州的守军,只供官府役使,从不练习武艺,乡兵是从农民中抽来的壮丁,名义上是地方守军,却没有一点战斗力;藩兵是招募来守卫边防的,但大多是空名额,乡兵、藩兵既不常有,也不训练,都是有名无实的。
  全国军队的布防上,赵匡胤也是精心考虑过的。当时,宋朝全国有兵士22万,其中10万多被驻扎在京师,其余10万分驻各地。这样,京师的兵力可以控制各地,防止某地发生兵变;而各地的兵力总和又同京师相等,防止了京师驻军的骚乱。在京师布兵也是这样,京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城内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牵制之势。
  “杯酒释兵权”使武职官员成了虚设,名义上是节度防御使,实际上什么事也不管,只是依照品级领俸禄。实际管理军政事务的官员,是由朝廷临时差遣。因为是临时差遣,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他们不肯也不可能安下心来办几件实事。
  当时的宋朝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州长官称知州,过去多由武官担任。公元963年,赵匡胤改元乾德,任命文臣担任知州。这个官职制度改革的执行不仅换掉了有实权的武将,也逐渐使后周时期的不少官员失去实职。
  即便有文臣代替武将来执掌一州政务,宋太祖仍不十分放心。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权知”就是临时,以堵塞地方官员专权的野心,遏制地方势力的抬头。
  赵匡胤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彻底根除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埋下了宋朝对外军事上软弱的祸患。最后的局面就是“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武备如此松散,以至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每一次战争的结局几乎都是以宋王朝求和、输币、甚至乞降而告终。
  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为此感慨说:“赵匡胤来回只用5天工夫,获得帝位,他知道自己成功太容易了,所以登位以后,专力巩固中央政权,一切设施,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质,因而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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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南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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