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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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崛起- 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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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北汉趁后周新丧,发兵攻打后周。赵匡胤随柴荣出兵迎敌。两军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发生激战。这场战争对赵匡胤影响巨大。当时,北汉军队占据上风,后周的两员大将见势不好,临阵脱逃,导致整个部队阵脚大乱,极为危急。赵匡胤临危不乱,高喊:“主危臣死,拼死尽忠的时候到啦!”带领所部骑兵直冲敌阵。北汉军队经受不住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一败而不可收拾。后周军居然反败为胜。
  战后,赵匡胤被周世宗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了世宗身旁的红人,委托他负责整顿军队,组建殿前司诸军。赵匡胤平日为人质朴豪爽,重朋友,江湖义气很重,慷慨大方,因此结交了一大批朋友。赵匡胤任命节度推官(掌勘刑狱)赵普为书记官,又重用了杨光义、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一大批知兵善战的武将,并与他们结为“义社十兄弟”,从而在后周军队中形成了极大的潜在势力。
  赵匡胤还酷爱读书。有一次,他跟随柴荣攻打淮南,有人私下里到柴荣那儿告状,说赵匡胤打下寿州时,私运财货,达数车之多。柴荣半信半疑,派人去查看,结果发现所有箱子里装的全部是书籍。柴荣大不解,问他:“你刚刚担任高级职务,不好好收拾甲兵舞枪弄棒,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顿首道:“皇上重用我,我常恨自己没有奇谋襄赞皇上。看书就是想找到这方面的智虑见闻。”
  959年春天,周世宗柴荣在进军契丹的路上,莫名其妙地拣到一块木头牌子,上写“点检作天子”。“点检”是禁军职务名称,在几路大军中,装备最好,也最精锐,是皇帝的禁卫军,地位极其重要。一般情况下,这个职位只能由皇帝最为信赖的人物担任。如今,看到这么一块东西,柴荣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回军的路上,柴荣突然生病。于是,柴荣便对自己的妹夫、殿前都点检(禁军统帅)张永德产生疑忌(张永德是周太祖的女婿),便罢免了张永德的职务,改任为宰相。以赵匡胤代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因为周世宗认为,赵匡胤新从低级军官提升,资望较浅,夺帝位应该是不可能的。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6月19日,世宗驾崩,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7岁的幼子柴宗训继立,是为恭帝,由符皇后垂帘听政。柴宗训年幼不知国事,符皇后二十刚出头,也没有理国的经验。一时人心惶惶,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汴梁城“点检作天子”的谣言被传得纷纷扬扬。随后半年,赵匡胤借口整顿军队,撤换了一批将领。这样,在不动声色之中,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形成了,一场针对后周皇室的军事政变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酝酿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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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

  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君臣正在庆贺新年,这时从河北镇、定州传来了紧急边报,说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声势浩大。后世多认为这是赵匡胤和石守信等人制造的谣言。后周执政大臣、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一时惊慌失措,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大军北上抵御。以殿前副点检兼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统主力军队离开汴梁。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后周精锐部队刚一离开都城,京城里立刻谣言四起,到处哄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当年,太祖郭威就是借口“边防有警”而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政权的。如今的情形与当年几乎一模一样。
  据正史记载,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苗训号称素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便对赵匡胤幕僚称“这是天意”。当天傍晚,两路大军即会师于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兵变计划开始。
  部队宿营后,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了。赵匡胤的幕僚李处耘见时机成熟,即将此事报告给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然后又一道找到赵匡胤的掌书记赵普,进行“周密谋画”。然而话音未落,石守信、王审琦等诸将突然蜂拥而入。赵匡义和赵普便授意将士们,事先准备好一件皇帝登基的黄袍,强行披在醉酒未醒的赵匡胤身上。
  据史书记载,原来,这天夜里,赵匡胤却一反常态喝得酩酊大醉,躲在自己的军帐中一夜没有露面,对此间发生的重大变故一无所知。
  第二天一大早,“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赵普和赵光义入室向赵匡胤报告消息,两个刚入,诸将“已擐甲执兵,直扣寝门,称诸将无主,愿拥立点检为天子。”
  赵匡胤大吃一惊,连忙披衣下床,还没来得及答话,即被将士扶拥出门听事,这时有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部将并皆拜于庭下,山呼万岁,要拥立他为皇帝。
  谁知赵匡胤执意不从,坚决拒绝,诸将士均不答应,不由分说将他“逼扶上马”。赵匡胤被逼无奈,装出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于是赵匡胤当众宣布三条纪律:“仍以臣子之礼尊奉幼帝和太后、不准趁机欺凌京内大臣、不准抢掠府库和富庶百姓扰民”,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几万大军听了,一起磕头表示服从。于是,赵匡胤整军返回京城开封。
  守备都城的禁军将领、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得知情况有变,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来得及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
  至此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这才知道仓促遣将是上了赵匡胤的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当年,赵匡胤33岁,改国号为“宋”,改用建隆年号,遵照“五德始终说”自命为火德,旗号用红色,大赦天下,死罪以下罪减一等。赵匡胤之所以把国号定为宋,是因为他之前所领归德节度使的藩镇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
  后世就有历史学家分析说,赵匡胤的“陈桥兵变”绝非仓促之举,而是蓄谋已久的一场阴谋。
  其一,就拿郭威兵变来说,郭威是仓促之间,临时扯黄旗当龙袍的,而赵匡胤则显得从容得多,黄袍都已事先准备好了,否则,深更半夜,这黄袍又是如何准备呢?
  其二,从赵匡胤对家人的安排上也可看出其决意兵变的用心。出征之前,赵匡胤将母亲和妻子预先送到一座禅寺以防万一,兵变成功后,其母杜氏脱口称儿子“素有大志”,隐约可见杜氏对赵匡胤的兵变意图早就了然于胸。而且此次赵匡胤出征,带去了他的幕府主要班子,也带去了他的弟弟赵光义,这在赵匡胤已往的征战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赵匡胤率军一出开封,这个参谋班子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发动工作,成为陈桥兵变的实际组织机构和指挥机构。由此可见赵匡胤的安排的确是狠下了一番心思的。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宋廷如果如实记载“陈桥兵变”,等于把赵匡胤置于“乱臣贼子”的地位而遗骂于后人;略而不书,则无异于向世人以另一种方式通告事实真相,效果没有区别。唯一的办法就是歪曲和篡改这段历史,为赵匡胤洗刷一切可能引起的罪名。结果,赵匡胤的谋士们被推到了前台,变成了上蹿下跳的人物,而真正的当事人赵匡胤则被写成事先一无所知,而且当夜醉酒,直到被军士拥戴才恍然大悟。
  而按照后来“以事系日,尽行编类”修撰的《宋太祖实录》,也前后经过了4次反复。第一次始修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至五年(980年)9月,成书50卷。此书修成后,赵光义翻看了有关“陈桥兵变”的记载,很不满意,认为“太祖朝事,耳目杆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赵光义授意李至等人重修《太祖实录》,明确指示,必须把赵匡胤同曹操、司马懿等人区别开来。《太祖实录》一修再修,明显地反映出赵家皇帝试图掩盖事实真相,美化赵氏政权的企图。
  

仁德之君

  虽然赵匡胤得帝位不地道,但它英明武略,不愧为一代明君,且内心并不奸诈,属于厚道人之列。对历史和后代常有畏惧之心,这从两个小故事可以看出,赵匡胤是很在乎自己身后名的。有一次,赵匡胤在禁中后苑打麻省玩,一个臣子声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立即接见。谁知,来人啰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件急务。赵匡胤的玩兴被搅,颇为恼火,责问他为何鸡子尿湿柴的事也敢谎称急务?朝臣说:“国事无大小。总比娱乐天子的游艺之事紧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抄起御案上的柱斧就戳了过去。结果,斧头把子把大臣的两颗牙齿击落在地,这个朝臣俯身捡起了断牙,装进口袋。赵匡胤骂道:“你把牙齿捡起来,难道想留作物证,告我不成?”那位臣子回答:“臣下不能告陛下,但自然会有史官书之。”赵匡胤愣住了。随后,相当诚恳地道歉,并赏赐给这位敢于直谏的臣子不少金帛珠玉,以示慰问。
  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某人为官,宋太祖不同意,第二天,赵普又推荐此人,宋太祖还是不同意,如此三次。宋太祖把赵普的奏折撕碎,赵普不慌不忙把奏折拼装好,还是来推荐此人。宋太祖见赵普如此不达目的不罢休,突然感到也许此人确实有才能,马上采纳赵普的建议,此人果然德才兼备。
  赵匡胤虽是一介武夫,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自己身后形象的在乎,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文以治国,武以安邦,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的实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从这一意义上说,宋太祖可称之为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另据《读书镜》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郁郁不欢,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赵匡胤说:“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可作又一印证。
  史官的主要职能就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皇帝的所言所行包括过错、失误,都会被记录在册,流传于世。而专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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