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手执玄圭说：“三苗为乱，上天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听教化，多次叛乱，诛杀无辜。现在，他们那里妖魔四起，天生怪异，夜里出了太阳，又下了三天血雨，炎热的夏天竟然也结冰。种在地里的五谷也发生了变异，祖庙中出现了青龙，狗也在市中嚎哭，人民惊恐，怨声载道。我受上天、祖先之命前去###他们，希望大家同心协力，英勇奋战，歼灭那些有罪之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流传于今的《尚书·禹贡》篇。
三苗见禹率军前来征讨，慌忙率众抵抗。但禹所率军队训练有素，皆为控弦之士，强悍无比。开战不久，其首领就被东夷部落的弓箭手射死。首领阵亡，苗军大乱，溃不成军，纷纷四散逃命。三苗故土难守，多数败逃到西南地区，逐步被当地土著氏族部落融合。相传今天聚居在湖南、广西、广东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苗族，就是三苗的后裔。
至此，禹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江淮两湖流域。
后来帝禹巡察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并在那里逝世，葬于此，终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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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建立
禹帝死，本来按照禅让制应该由伯益继承首领之位，而此时夏部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禹的儿子启不愿去朝拜伯益，而是自立为帝。启可以废除“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就基本成熟了。但是，启继禹世袭为部落大酋长，破坏了各部落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惯例，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随后，夏启为了使世袭制王权为众多诸侯所承认，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大宴各地部落首领，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的第二代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钧石之享”，它是继“涂山会盟”之后的又一重要朝会。这一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同族的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十分不满，拒不与会。夏启大怒，双方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有扈氏最后被“剿绝”，整个部落成员沦为奴隶。由于帝位世袭是一种新制度，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得王位世袭制最终得以确立，这也是天下公有变成一家之私的开始，从此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局面。
如果说涂山会盟，是禹借助部落首领之位，有着把公有财产向私有制转化的趋势，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的话；那么启袭位后，在钧台大享诸侯，则是确立权力真正归于私有之始的标志。为维护私有权力，启开始设代表国家的暴力工具：修造监狱，建立军队，制定刑法等，另设立尹、牧正、庖正、车正等职官，管理各种“民事”。“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也就意味着真正的私有制的国家产生了。夏王朝的统治基础，到启则完全确定了。中国的奴隶社会自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
虽然夏王朝只是一种部落联盟的政权形式，和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不可同日而语，但总算粗具国家规模。中国的历史，也由此从传说时代进入到了信史时代，也使社会形态脱离了漫长的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而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期，此即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由“大同”到“小康”社会的转变时期。因此，夏朝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历史记忆的源头了。夏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夏朝，也就不可能有此后中华民族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夏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先商时代
约在公元前16世纪，相传黄帝的曾孙帝喾（黄帝大儿子玄嚣的后裔）娶东夷部落有娀氏之女简狄为侧妃。一次简狄在河边沐浴，见玄鸟（燕子）在草丛中遗落下一只鸟蛋，便捡起来吞了下去，因而有孕。十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契。此即史书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契长大之后辅佐大禹一起治水，建立了功勋，官至司徒，被分封在商（今河南商丘一带），并被赐姓子氏。商族开始兴起，契因此成为商族的祖先。由此可见，商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商族是在夏的东方黄河下游发展起来的，属于东方部族之一。也因商是在东方，所以后来由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周族，把商族归为“东夷族”之列。
商“先公”时代活动区域已经相当广阔，成汤（约公元前十七世纪）以前，商族的都城“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八迁之地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最远达到渤海湾东北，而以建都在商（今河南商丘）的时间为最久。
商族进入国家的状态并非始于商汤灭夏，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最主要有四个人物：相土、冥、王亥和上甲微。
在先商史中，相土是赫赫有名的。相土是契之孙，昭明之子。相土时期，商族的进步明显，他把附近的许多部落都征服了。《诗·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是说相土时期商族的活动中心不仅仅限于商丘一带，其势力或可达到了渤海湾以东地区。相土的一大业绩就是“作乘马”。乘马，即用马驾车，说明相土已驯服了马，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商代以车为战，与相土的发明不无关系。
相土以下二世——昌若和曹圉，无业绩可查。到曹圉之子冥时，冥因治水而死。当时商族活动的中心地带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经常泛滥的黄河，成了部落的大灾难，冥治水有功于本族，因而被列入重要的祀典之中。《国语·鲁语》说商人“郊冥”，《礼记·祭法》也说商人“郊冥”，郊祀是一种祭天之礼，这意味着将冥配祀上帝，可见在商人的心目中，冥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冥与夏代国君少康同时，冥之子是王亥，其孙是上甲微，从冥经王亥到上甲微，是先商历史重要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一个最大的事件是王亥“宾于有易”而被杀，据《竹书纪年》记载：商族的首领王亥在夏时就以造牛车闻名，他驾着牛车，载上货物，赶着牛羊，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此可见，商部落的手工业和畜牧业是何等发达。一次，王亥驾着牛车，到有易去贸易。同行的还有其弟王恒和河伯。王亥与王恒并淫于有易之女，有易之君绵臣杀死王亥，夺取了牛车和货物。其后，王恒反击，夺得了“仆牛”，并继承其兄王亥之位。王亥子上甲微长大后，誓言为父报仇，假师于河伯攻伐有易，杀死有易之君绵臣，威信大增，复继位为商族的首领。
商族自上甲微开始初具国家规模，历经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到了成汤时期，商族又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在这一时期，成汤通过战争征伐和宗教祭祀这两个重要的手段，使原本处于雏形或萌芽状态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随着夏王朝的覆灭，商族实现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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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革夏命（1）
夏朝自建立后，商族就一直臣服于夏，成了夏的一个属国。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便积极准备灭夏。
商族的部落首领成汤，在夏朝为方伯（一方诸侯之长），与其他诸侯不同，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又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在诸侯中威望大增。虽然商汤对夏桀恭顺，但夏桀仍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因此对汤戒心十足，借口商有反叛之心，将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夏台是夏桀设置的高级监狱，专门关押诸侯或方国之君。而一般的则称圜土，就是挖一个圆形土坑，把犯人扔下去了事。
伊尹是汤新任命的相，他在投奔成汤的途中，被俘为奴。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而小看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商部落的族人在伊尹的组织下不惜血本去救人，在朝廷上下打点。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和大臣。接受贿赂的大臣向夏桀汇报说，经过缜密的侦查，认为商汤谋反证据不足，因此建议夏桀放人。夏桀一时发昏，释放了商汤。孰不知，商汤正是灭夏之人，这一放啊，无异于纵虎归山。
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商汤认为是灭夏的好时机，便在伊尹的帮助下积蓄实力。伊尹劝说成汤，要做一个“以德服人”的君王，即使对小的诸侯，也要恩威并施。成汤因此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策略。即一手用仁德感召诸侯，一手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以达到强商弱夏的目的。
为此，他将居住地从商迁至西亳（今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成汤定居于亳，一是为了追随先王帝喾，重回故地。为此他写了《帝诰》，向帝喾报告迁都的情况。二是从商至夏，多为平川之地，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
商部落的南方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长葛县），国君葛伯不祭祀以时。汤派人去责问，并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牺牲，但葛伯却把牛羊杀掉吃了。汤就又派年轻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幼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葛伯残暴，在半路上把这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死了一个送饭的小孩。
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尚书》里的《汤征》篇，就详细记载了成汤征葛的情况。
人们对成汤出兵征伐葛伯，并不认为成汤怀有私心，而普遍认为是为天下人报仇。就这样，成汤通过宗教祭祀，名正言顺地吞灭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此后，成汤又陆续灭掉夏的盟国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11个诸侯国，一跃成为当时的强国。
伊尹遂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怒征“九夷”之师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劝成汤向夏桀谢罪。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百姓怨望，诸侯离心。九夷中的一些部落也派人向成汤暗通款曲。成汤再次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又怒征九夷之师，但九夷之师多数都拒绝征召。至此，成汤和伊尹终于等来了伐桀的良机。
殷革夏命（2）
公元前1600年，成汤誓师###夏桀。流传于今的《尚书》中的《汤誓》篇，就是成汤当时所发布的###夏桀的檄文。其中说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成汤和当时人的观念里，商及其盟军对于夏桀的征伐是奉上帝之命，是替天行道来的，是为宗教神鬼所驱使的，是非常正当的行为。借用上帝和宗教的力量来作战争动员，也说明宗教祭祀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勇士6000人，以及各部联军3万，采取迂回包抄战略，绕道夏都以西，从背后突袭夏都，很快便占领了夏朝的首都斟鄩（今伊洛地区）。夏军仓促应战，双方大战于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附近）。夏桀登山督战，但天不作美，骤雨忽至，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