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忙道：“你可别给我戴高帽。都是研究生，实力都不差。”
邢斌叹口气，说：“你和杜飞的表现都不错。不过，赵浩就太直接了一些。我已经多次劝过他不要太莽撞，说话要注意分寸，可他有时候还是改不了。”
我试探地问道：“花总对赵浩这种行为怎么看？”
邢斌笑着说：“花总只把赵浩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他还是比较宽容的。不过要说器重，那可就远远谈不上了。”
我冷不丁问道：“花总身边的张秘书好像和我们差不多大，也是刚毕业的研究生？”
邢斌说：“是啊。花总跟前的红人，未来前途无量啊。”
我心里略有些吃醋，心说，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凭什么他就能当上老总跟前的秘书呢？但一想到社会关系的复杂，便只能认命。我问道：“这张秘书开会时的发言不显山不露水，够低调的啊。”
邢斌笑着说：“人家早就在花总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哪还需要这种场合来为自己争取分数？”
我心里面不禁有点黯然：自己费尽心思争取来的机遇，恐怕还不及别人的一点点幸运。眼前仿佛忽然张开了一张巨大的网，让我望而生畏，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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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虚惊一场
在青年员工的座谈会后，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杨部长对我的器重和着意栽培，这使我受宠若惊，工作上尽管仍没有找到感觉，但坚持着不遗余力地投入和努力，每天晚上都加班到很晚。
公司总部机关由于我们几个研究生的新晋加入而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调整。最明显的就是人力资源部的范磊。前几天，他还在青年员工的座谈会上发言，两周以后就被正式下发了任免令，分配到贵州分公司去了。
杜飞在一次吃饭时透露，范磊认为自己是被他和蒋娆挤走的，在人力资源部内部经常有恃无恐地指桑骂槐。现在想来，范磊那天开会时的发言似乎也有所指，他认为自己被企业隔在了门外，没有丝毫的知情权和思想权，只能像个木偶一样地任人摆布。
对此，我倒并没有太多的在意。适者生存，本就是职场的常态，在这个职位就要承担其赋予的责任和具备与之匹配的能力。如果有一天，我自认没有本事完成总部的工作，我自己就会主动要求调离岗位，这才是专业职场人士的操守。每每想到这里，我在心里总将自己的定位微微地抬高了一些，以区别于那些在公司中混吃混喝、不思进取的人。
这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的空隙去食堂吃饭。食堂晚间人很少，主要是为了给公司一些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准备晚餐。只见大堂内坐着个年轻人，是北京分公司的劳大海。
这劳大海是公司的“当红小生”，号称花总的干儿子，年纪轻轻就被派往北京担任要职。短短几年的功夫，还不到三十岁的他已经是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了。虽然不曾正式相识，但对一个当下如此炙手可热的人物置之不理也说不过去，毕竟我是个新人，姿态应该放得低一点。
于是，我端着饭盘坐到劳大海的对面，亲切地喊了声：“劳总好。”
劳大海一脸的老成，面部平静如水，既不疏远也不亲近，淡淡地点了点头。
我见他没有攀谈的意思，便知趣地住了嘴，只静静地往嘴里扒饭。
劳大海忽然开了口，说：“听说集团准备调你去贵州分公司了？”
我一听之下，立刻就有些慌张——贵州离咸城相去甚远，分公司又是总部的下级单位，我去了等于是被降职了。我定了定神，极力地控制着心中的震惊和恐慌，抬眼看看劳大海。只见他气定神闲，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此刻，这笑意对我而言却犹如隔岸观火的讽刺和讥笑，令我心中不自禁地升腾起一腔怒火。
我忽然灵光一现，想起范磊被调往贵州分公司一事，心里不自禁地微微舒了一口气，安慰自己道，怎么会这么巧？他肯定是把我和范磊弄混了。
我试探着说：“劳总，您弄混了吧？总部人力资源部的范磊确实要被调往贵州分公司，我是企业管理部的小李。”
劳大海眼里的笑意更浓了，仿佛看着猎物一样，满含着成竹在胸的戏谑和嘲弄。我在他的瞳孔里看到了失魂落魄的自己，眼神慌张、脸色苍白，犹如一只困兽，被紧紧地钉死在琥珀色的圈套里。
劳大海缓缓地说道：“我知道你是企业管理部的小李。你在年轻员工座谈会上的发言录像我也看过了，很不错啊。有理论，有思想，也很有水平。公司需要你们这些有理论素质的年轻人去最艰苦和最锻炼人的一线去磨砺和成长。”
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刹那间犹如千军万马在脑海中奔腾不息。而他那居高临下的口气，更让我心里面不自禁地怒意更盛。他不过比我大四、五岁，虽然对我一个新人用不着谈尊重和理解，但这种狐假虎威的态度让我深感自尊心受辱。但更令我震惊的还是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他是花总的干儿子，说出来的话可信度不容置疑。难道花总真的决定把我派去贵州了？
可我被下令任职的岗位是总部的企业管理部啊！何况，我只是个新人，刚来了公司总部机关不过两个月，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要被发配到万里之外的贵州？这是什么企业文化？是崇尚狼性生存还是不把人当人看？这企业明明有很多每天什么都不干的闲人，可偏偏要将我这样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到很晚的员工下放？
至此，我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我强忍着震惊和愤怒，快速地吃完饭，礼貌性地和这个劳大海告别后，回到了办公室。
我陷入了混乱而深刻的沉思。范磊的离开最开始被我认为是能力不济的自然淘汰。而我们这些研究生，从刚进公司就在骨子里带着一种先天的优越感，似乎世界为我而设，公司的前途系于我一身。而范磊的被淘汰正意味着我们的优秀和前途无量。可是，现在我也极有可能被调往贵州了，这种从天堂滚入地狱的滋味令人百感交集。杨部长他知道吗？他是默许了还是尚不知情呢？
我再也稳不住神，前往杨部长的办公室一探究竟。杨部长听了我汇报的消息后，一脸的茫然，半响才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争取留下你。公司就是有这么一小撮人，每天不将精力放在工作上，整天就琢磨着如何整人。最晚明天，我一定要和花总沟通下这个事情。一个研究生，刚进公司就被下放到最偏远的一线工作，这太不合理了。”
我大为感动，连声地说着谢谢，忐忑不安地回了家。
我没敢告诉父母。在事情没有最终定论前，我希望一切平静如初。晚上躺在床上，我心说，这劳大海既然能告诉我这个消息，而且这消息连杨部长都不知道，是否意味着他就是那个在花总跟前搬弄是非的小人呢？可是，我和他素未谋面，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业务也没有交叉，职位级别更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为什么要整我呢？他提到了公司新入职员工发言的事情，莫非他看准了我的发展前景，感受到了我的潜在威胁，要趁我羽翼未丰时抢先下手，将我的发展扼杀在起步阶段？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后背渗出了一层的冷汗：一次不经意的表现和展示，就能随即招来嫉妒和报复，那以后岂不处处都是陷阱？而我时时都要提防？
杨部长呢？他似乎真的不知道我被贬的事情。那这次对我的调动也很有可能并不简单地是冲着我来的，而是杨部长的竞争对手居心叵测地想将我挤走，进而达到削弱杨部长力量的目的。
我又想到了花总——那个土里土气、面色尚算和蔼的乡下老头儿，一念之间就可以将我从天堂降入地狱，瞬间让我如履薄冰，如芒在背。而他前几天在电梯里遇到我时，还微笑着主动聊天，这份深藏不露的城府更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天早晨上班，我借故去杨部长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汇报完以后，我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杨部长。杨部长将房门关上后，对我说：“你放心吧，我已经和花总说过这件事情了。你安心地在我的部门工作，只要肯努力，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笑了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我想接着问问杨部长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但又不便直接问，便故作聪明地沉吟道：“我一个刚入职的新人，不晓得怎么会突然被抽调出去？”言外之意，也许这次的目标并不是我，而是杨部长。抽调走一个人，对他而言是一种损失，尤其是个也许未来可以成气候的年轻人。
杨部长笑了笑，不置可否地伏案看文件，没有继续说的意思。我只好知趣地离开了。
过了几天，我和邢斌吃饭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说起了这件事情。
邢斌一脸沉重地说：“好险。”
我真的有点惊讶于他的消息灵通了，问道：“你早就知道了？”
邢斌点头说：“你被调往贵州分公司的调令，花总已经签字同意，就差发出来了，被杨部长生生地争取了回来。”
我顿时有了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但更多的还是种隐隐的不安，对身份的不安，对职位的不安以及对人生变幻莫测的不安。这种不安，伴随了我后期常年的职业生涯，即使已经升职加薪，能力暴涨，仍如影随形，挥之不散。
调职风波后，我不再追求于场面的风光与热闹，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总部小职员工作。说来奇怪，一个先前曾经被我百般鄙视的公司和工作，现在居然成了我的一种依靠，这是我从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难道这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
我开始试着融入这个作风松散的群体，尽量不再显得那么孤芳自赏。其实我之前也并没有更多的疏远，只是不太愿意把时间花在打扑克和聊天上而已。没事的时候，我也不再自顾自地看什么英语和业务知识，偶尔不咸不淡地陪着老高还有苗胖子聊天，有时和唐莉、王正开个玩笑，有时跑到隔壁屋子去聊聊。这使我对办公室的同事有了大致的了解和认识。
就说老高吧，是牢骚满腹和不得志的典型。他工科技术渊博，人也长得瘦高挺拔，年轻时应该有过风光一时的荣耀。不过，他脾气直，说话又不太招人喜欢，因此五十几岁了仍然在普通职员的位置上混日子。可他偏偏又不甘于混退休，每天仍然要自学一些新概念英语和工程师考试之类的材料，内心深处仍然有种生不逢时的遗憾，盼着有重新出头的一天。老高没事就喜欢说公司的不是，上到公司战略，下到员工待遇，从组织架构到分工明细，点评得鞭辟入里，头头是道，但是——没有一样公司的现状是他认可的。我听着他说话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象如果他坐花总的位置，公司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天地。
这种人常常让聆听者不知道如何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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