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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不但在地域环境不能融入到日本社会中，其他方面也受到种种限制，即使是同日本人结婚的另一方也是如此，除非加入日本国籍成为合法的日本人。曾经有一个中国人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与一名日本女子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在日本一家大公司就职，不久这家公司的人事部就将这个人叫去问话，得知他持有的是中国护照之后，就明确地告诉他，在这家公司其他国家的人员不可以担任管理职位，所以请他加入日本国籍。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说明了在日本社会中，外国人很难进入日本的上流社会，获得瞩目的成绩，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对外国人各个方面的限制。
不过在日本有一个方面是对外国人优先开放的，那就是宣传日本。现代日本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魅力指数在不断下降，所以政府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向世界人民展示日本最美、最有优势的一面，即使很多东西不够好，也要将其修饰得很体面。因此日本政府花了大量的心思在宣传日本上，那些有知识、有涵养、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具有权威的外国人就成了宣传日本最好人选，而其中的欧美人又是最受日本政府青睐的。在此期间，日本制作了大量的宣传品，并成立了“海外事业部”和“国际部”等组织来宣传日本，不过担任宣传工作的外国发言人几乎都不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只是负责校对讲话稿、编辑新闻稿和杂志等。这些稿件几乎都是为日本城市、艺术、产业、公司等作有利宣传的，吸引国外的游客、投资商、各领域的人才到日本。
由于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宣传活动的开展，所以宣传逐渐发展成了日本的一个产业，专门研究日本的外国专家也在增加，这些人专门针对日本社会中的各种事物进行研究分析，获得优秀的东西就写成评论性文章在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发表。这些宣传内容涉及到了日本的各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筑、电影和教育制度这些敏感问题。为了使世人对日本的这些事物有更好的印象，这些人努力挖掘日本事物的长处，将其放大，而缺点自然是不会提及了，所以说这些外国日本研究专家的很多观点都是不够客观的。
这些日本“宣传员”的评论和介绍虽然不够客观，但是没有扭曲事实，只是视角不同，他们选择日本最好的一面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所以即便日本的电影事业很颓败，还是有人为日本的电影事业喝彩，挑选出相对优秀的电影和导演给予好评，介绍他们独到之处；此外还有一些文人作家准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介绍日本的歌舞艺伎，让世人更深刻地了解这些歌舞艺伎精湛的表演以及这些人敬业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外国日本研究专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日本的结果，当然这些人对日本的好评不是盲目的，只是宣传日本好的一面。不过他们的宣传目不同，一些是出于对日本的热爱，一些是出于利益的驱使，这些文人政客在深入剖析日本的过程中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其实对于任何国家和个人来说，这种做法都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每个国家或个人都希望将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同时将不好的一面隐藏起来。那些对日本问题进行研究的外国评论人员不论是从什么角度出发，最终的结果是介绍了日本，为日本做了宣传。不过这种宣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效力越来越小，因为此前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条件最好，居住环境最适宜的国家，加上宣传的作用，很多外国人都选择去日本。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这样的大国，越南这样贫困的国家都有了很好的发展，亚洲地区不再是只有日本是适宜居住和发展的国家。不论是居住、学习、发展还是投资，其他国家都不比日本差很多，而且还多方面还更有优势。很多国家都是新近开放的，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日本这样的国家优惠政策更多，而且市场的潜力更大；由于这些国家的很多方面都是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才，在这些国家发展的外国人会比在日本更受重视；在居住生活方面也是如此，社会竞争没有日本那么激烈，因此可以过得很舒服，例如很多外国人就认为在吉隆坡和曼谷等地可以生活得很优裕。
进入21世纪之后，亚洲的前景更加光明，很多国家都可以让外国人得到生活上的满足、事业上的发展、社会地位上的提高、经济上和商业上的腾飞，一句话：很多亚洲国家都成了外国人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日本在这种新局势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即使是加大宣传力度似乎也没有挽回局面，其实根本原因不在于宣传力度的大小，而在于人们成功的机会的大小。因此各个国家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争夺有能力的优秀创业家、作家、新闻记者、时装设计师、艺术家等，增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在吸引世界优秀的人才的过程中，宣传是必要的手段。
日本在国际上受欢迎程度的下降还体现在留学生多少上。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奖励措施很优惠，也希望大量的高校生到日本留学，但事与愿违，去日本留学的人数就是不见长。日本计划在20世纪末招收10万名留学生，但实际只有5．6万人，实际与计划差了很多。不但如此，这些在日本留学的人很少是自愿主动到日本来的，很多都是出于各种迫不得已的原因。而且亚洲部分国家的人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去日本留学就是贫穷的象征，一般有条件的人都不大会选择去日本留学，即使可选择的只有亚洲地区的国家，很多人也更愿意到中国、新加坡等地区。其中的原因是日本在教育体制存在问题，日本过于重视中学的教育，而对大学教育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
以上这些说明日本的国际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日本在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方面似乎很注重国际化，例如请了很多外国人参与到日本的媒体报道和综艺活动中，最突出的就是重金邀请外国专家做专访报道，以此来证明日本重视媒体报道的国际性；还邀请了很多外国主持人主持日本的综艺节目，并播放有关外国人的电视节目，其中介绍的很多外国人都是精通日语，对日本十分了解的，这类节目的收视率往往都很高。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日本社会在对待外国人的时候还有抱有好奇的心理，对那些精通日语和熟悉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好奇，对外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同样好奇，似乎与外国人有关的东西都是值得探讨和深究的，当然电视节目的新颖性也是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不过日本主要的目的似乎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国际化，而这种国际化只是通过在杂志上刊登一些外国人的专访，在电视上播出一些有关外国人参加的节目，或者是介绍一些国外的风土人情，与真正意义的国际化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日本人在思想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国际化，传统的思想始终掌控着日本人的观念，对于外国人参与日本的社会活动，日本人还是心存芥蒂，所以自始至终都与外国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并且试图在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建立某种防护网将外国的东西拒之门外。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多是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政府官员和企业人员，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很大的影响能力，其中的很多人还曾经到欧美一些有名的大学中留学，获得了很多的学位，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模式，反而使之更加国际化。
因此很多试图在日本生存和发展的国外新事物都不幸夭折了，例如美国大学在日本设立的分校，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十几所大学都在日本设立了分校，但是日本文部省并没有授予这些学校毕业资格认定，致使这些学校无法正常招收学生，之后相继又撤出了日本，只剩下一所学校留在了日本。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完全不能说是国际化，相比较而言，日本还不如一些不够开放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在教育方面新加坡是相当理智和开放的，不但接纳外国的大学在国内开设分校，还主动吸纳世界顶级的大学加入新加坡，条件宽松不说，还有很多优厚的待遇。其他的亚洲国家也都很支持外国学校在境内开设分校。
而日本不但不愿意接受国外大学在日本设立分校，也不欢迎外国的教师从事日本的教育工作。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日本教育中外国教师的数量，日本文部省特意订立了一项措施，将在日本国立大学、公安大学执教三年以上的教师都辞退了，规定在日本最多从事三年的教育工作。这一措施的出台使很多外教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外国思想对日本的青年带来不好的影响，完全不顾一直以来宣导的社会国际化。
其实和日本有同样思想的国家很多，不局限于亚洲和非洲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也受到强势国家文化入侵的影响，于是很多国家想出各种办法保护自己的文化，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往往是事与愿违，自己本国的文化不仅没有很好的保留下来，还被外国文化侵蚀得一塌糊涂。所以最理智的办法就是正确看待国际化问题，真正向世界开放社会，实现国际化。一味的排斥反而会产生破坏性影响，仿佛在治水的过程中，一味堵截汹涌的洪水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洪水泛滥，正确的疏导就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此日本在对待外国的思想和文化时不应当设立各种关卡阻碍，当日本向世界敞开胸怀的时候可以发现自身更多的魅力，也让世界人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原有的那些珍贵的东西也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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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1）
一、无心无我无私
在宫廷贵族社会还沉浸在娇奢侈淫逸中的时候，东国已经形成了磨炼武艺、尊崇武者名声的“兵道”。民间武士在修行过程中形成的以尊崇武者名声为首，知耻、寡言多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特性，在当时的中央贵族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成为后来武士道精神的源泉。
日本家集团的原型被认为是11世纪到12世纪的东国武士团组织。但是今天很多历史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作为家名、家产和家业三位一体存在的“家”，在从横跨11世纪到12世纪的王朝国家体制时期，在贵族、武士和寺社的3个阶层中都出现了，尤其在天皇家和摄关家这种有势力的贵族层里出现得最早。
奈良时代是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时代，但是到了10世纪，日本作为律令制国家逐渐解体。私有制逐渐发展，出现了氏族世袭承包官司的情况。对这些氏族来说，官司的业务经营变成了家业，从业务经营中派生出的收益也成了家产，这导致了“家”的产生。
藤原氏进行摄关政治时，在贵族社会中一般流行的不是嫁娶婚，而是招婿婚。皇子的教育是在娘家的藤原氏家中进行的，母方长辈拥有对子女行为的很大发言权。在亲族组织中，和父系的亲族组织相比，母系的因素更强，支撑摄关政治的就是这种母系因素很强的家族形态和婚姻形态。
到了院政时期，在贵族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