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无休无止地主张个人权利的领主。
近世的日本社会回避诉讼、内部处理事务的倾向不断扩大，但是在权力至上的镰仓武家，幕府被迫要处理大量的诉讼，还制定了规定武士行为的《贞永式目》。
《贞永式目》用“无私”的精神解释了以往武士遵守的地方性道理，主张不管亲疏、好恶的感情和不惧权门的道理。从“私”的主张发展到“无私”的理想，继承了从武士的形成期到镰仓中期的道德思想，是随着武士层的社会地位的上升而出现的意识的变化。“无私”的精神不仅存在于《贞永式目》这样的武家法典里，还存在于东国武士团的主从关系中。
日本学者掘桂一郎认为武士的主从道德是一种“献身的道德”，是从克服利己主义和实现无我的过程中寻求献身的道德本质。而且他还强调武士对主君的献身是一种心甘情愿，以致可以牺牲自己家族的自然的感情。这种主张的来源主要是根据各种各样的军记物语和其中描写关于“坂东武夫的习惯”的记载。这个例子形象地描写了牺牲家族之情献身主君的东国武士，家族中不管谁战死，都要不顾家族感情，为将军前赴后继的战斗，直至战死。
日本学者家永三郎则认为武士的主从关系就是主君保护随从、随从侍奉君主的双向交换。惜名，耻嘲这种武士的经典行为也不是源于对主君的献身，而是为了家庭、为了子孙请功的利己性和算计性为动机的。掘桂一郎的“献身的道德”将主从关系看成是单面的、非利己的，而家永的“双向契约”则是将主从关系看成双向的、利己的和算计的。
事实上，武士确实有基于利己的动机而争取功名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否定主从道德中“无我”的实现。既然无私是以私性为前提，那么武士的利己性质和“无我”的性质就可以重合在一起，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在武士的共同体中，主君是一个具体化了的整体。服从君主命令的武士有时不惜用欺骗的办法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了争夺名利，在箭上还刻上了自己的姓名；为了谋求主君的赏赐，即使是白天家中有红、白事，晚上也要奔赴沙场。这种强烈的自我主张作为武士的道德、战争的规矩被认为是加强武士团团结、引导全军走向胜利的手段而受到嘉奖。而且，那些不为主君即集团整体贡献的自我主张要受到严重的惩罚。
在镰仓武家社会，有受主君的权威身份严格束缚的主从关系，也有不受约束的主从关系，二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御家人是将军的家人，同时也是总领统率各个武士团的主君。在镰仓前期，采用“总领制”的武士团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祖先传下来的领地，也是以总领为中心的一族分割继承的。对外部来说，总领代表一族，作为本家的总领和作为分家的庶子分别率领家子、郎党和随从经营领地。
由此可见，镰仓幕府的体制是由将军的御家人以及御家人和随从的关系这种两阶段的主从关系构成的。但是这两种主从关系拥有不同的性质。将军和御家人的关系比较自由，为一种近似于双向的契约性关系；而御家人和随从的关系则比较倾向于单方被迫从属的单向关系。
如果将“无我”的实现当作献身的道德，那么“无我”和“无私”就是规定随从对总领态度的道德规范。但是“无我”的实现并不只适用于御家人和随从的关系，它还对将军和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有约束作用。为了谋求家、武士团和武士团整体的生存，各个层次的主君都必须采取“无我”、“无私”的态度。
武士团组织虽然逐渐摆脱了血缘关系纽带的限制，但是“无私”的精神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受到重视。支撑武士团组织的总领制在镰仓后期瓦解，随着分割继承向长子继承过渡，总领和庶子的关系也向主从关系变化，武士团也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转变。作为血缘组织的武士团，血缘纽带不断，其联系家族成员的“家族之情”就必不可少。但是随着武士团组织向地缘组织的转变，血缘观念逐渐淡薄，就需要能代替“家族之情”的东西来联系成员之间的感情。“无私”精神就是在此背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然形成的“坂东武夫习惯”在禅宗和儒教传入以后，受其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了“武士之道”。在镰仓初期，武士从密教中寻求现世的欲望，祈求来世能得到往生。到了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执政时代，武士开始吸收禅宗思想。禅宗向培养武士坚韧精神、以自我和宇宙的事理一体为目标的修禅方向发展，经过时赖和时宗，禅宗的影响扩大到了御家人阶层。
主从关系上血缘性的淡薄、双向契约的性质增强，对主君和随从来说，可以互相选择的幅度放宽了，因此利己行动也逐渐增多。从根本上来讲，支撑这种主从关系的道德就是无心、无我、无私。正是无心、无我、无私构成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基础，对日本国民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5）
二、日本武士与日本魂
刀，是日本人武士精神的寄托。军刀是武士之魂的象征。1945年，柳川平助病危，临死之前，特地命人取出军刀，用最后一点力气将它握紧，抱着军刀而死。无独有偶，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和柳川一起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也将天皇赐予自己的“奉节”军刀拿出，放声大哭。
日本幕府统治了日本800多年，在这800年里，有多少武士剖腹自杀，已经无法考证，但提及日本精神，人们总会联想起那些神色凝重，手执日本刀，看不出一丝恐惧的武士，想起他们果决地将战刀刺入腹中的情景。
古代的日本武士喜欢把刀叫做“太刃”，村正是日本最著名的“太刃”产地。早在室町末期，村正制刀就已经闻名全日本，其斩切能力出众，吹毛断发。爱村正刀的人多，死于村正刀下的更是不计其数，以致后来的德川家将其当作不祥之物，斥为“村正妖刀”，禁止武士佩戴。不过，19世纪末的倒幕派人士却对“村正妖刀”钟爱有加，希望它的妖气能震慑住德川幕府。
每个武士都精通护刀之道，他们不会用手直接触摸刀，就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生怕口水不小心溅到刀上。为了表示对刀的尊重，他们必须怀着肃穆的心情赏刀。拥有一把宝刀是每个武士的梦想。
但刀毕竟是杀人的工具。1937年10月，日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领部众占领南京，他领导的第10军部队在南京城内大肆烧杀，在惨绝人寰的杀戮后，柳川平助不仅没有感到罪恶，还觉得这种杀戮是理所当然，认为沾满鲜血的军刀刚好体现了日本大和之魂的威武，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以宝刀为荣，将士以杀人多少论功。
在武士们眼中，刀是最好的朋友，而剑道则是必备的技能，今天的日本武士大多出现在影视剧作品中，但日本人学习剑道的热情却依然高涨。他们认为，学习剑道一来有助于人们强身健体，二来可以让人们从中感悟古老的日本精神。日本的很多学校都有剑道社团。
中国是剑道的母国，直到唐朝时期，剑道才随着中日两国的频繁往来传入日本，讲究仁爱的中国人，对有着杀伐意味的剑道并没有太多兴趣。没想日本人对此兴致颇高，认认真真地推广起来。到了今天，日本剑道已经发展出诸多流派，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以宫本五藏为代表的“二天一流”和伊藤一刀斋的“一刀流”。
剑道的很多理念都和日本人的天皇情结相关，日本战败后，剑道因为浸染着军国主义色彩，一度被人们批判。但也有日本人为此感到不平，认为剑道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人们学习剑道，不是为了方便杀戮，剑道是一种修行，能指引人达到更高的精神层次。学习剑道的人不仅要锻炼体格，让身体变得更加强健，体力更加充沛，还要磨炼意志、锻炼心智。一个剑道高手不单要有强壮的体魄、敏捷的身手、出色的观察能力，还要足够机智，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学习剑道有助于提高人的理解能力，让人学会思考，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剑道师傅在传授徒弟技艺时，总要不厌其烦地教育他们要知礼仪、讲信义、怀仁爱。剑道比赛正式开始前，参赛双方都要先行礼，比赛时也讲究点到为止。
在日本人看来，禁止开展剑道活动简直让他们难以理解。然而，战后，剑道一度被日本政府禁止，并非没有原因。在和平年代，剑道不过是和花道、茶道一般的传统文化罢了。但在战争时期，剑道却是日本魂的最好体现，他要求人要效忠天皇，无惧生死，那时的它绝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修行。日本的武士精神、日本魂就寄居在剑道之上，初入剑道之门的人或许感觉不到，但随着修行程度的加深，武士精神便会被悄然唤醒。一旦这种精神上升为全民精神，和战争结合，就变得极其危险。
今天，剑道在日本如此受欢迎，不能不说日本人身上依然存在着武士情结，在剑道中感悟日本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本身就蕴含着武士精神。了解了剑道就了解了日本灵魂。
《四十七士物语》虽然在世界文学上没有一席之地，在日本，却是连小孩子都能娓娓道来的故事。
1730年，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按照当时的规矩，各地大名都要定期到幕府觐见将军。每当这时，幕府就会特地派某位大名主持觐见仪式，这次，主持仪式的任务落到了浅野侯和另外一名大名身上。浅野侯从来没做过类似的工作，偏巧他精通此事的家臣又不在身边，无奈之下，他只有向在幕府工作的吉良侯请教。
浅野侯不知道在幕府求教，需要有金钱打点，并未给吉良侯献礼。这让吉良侯大为不快，他故意让浅野侯穿上了本不该在仪式上穿着的服装，要他出丑。浅野侯不清楚吉良侯的意图，主持仪式之时，果然穿着不和适宜的服装出场了，在各地大名面前丢足了面子。备感耻辱的浅野侯当下拔出战刀砍伤了吉良的额头，两人从此结下仇怨。
对一个武士来说，为捍卫名誉而复仇理所当然，但在将军的大殿上袭击其他大名就是一种不忠的行为了。依照规矩，武士必须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代价，切腹自杀，保存清白。于是，浅野侯回到私邸后，逐一安排好切腹的事宜，然后静待家臣大石，打算在交给他善后事务后，切腹自尽。大石是浅野最信赖的人，他精通世故人情，为人忠义，做事谨慎机敏。
大石回来了，浅野向他告别，然后自尽。浅野虽然死了，但亲属们还是不能原谅他在将军大殿上闹事的不忠行为，不愿继承他的家业。很快浅野的封地就被收归国家，旗下家臣也都失去了依靠。
按照武士的传统，主君若自杀了，家臣也应该追随主君而去，切腹自尽，不这样做就不能报答主君的情义。但是考虑到主君含恨而亡，家臣大石觉得不能就这样赴死。当日在将军殿上，若不是被其他大名拉开，浅野侯定要杀死吉良才罢休。他认为，做家臣的理应完成主君的未竟之志，杀吉良。但是吉良是幕府的近臣，杀吉良就是对幕府不忠。
当时的日本允许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