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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人物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养病的时候，受到了比利时法学家德·纪维莱先生的款待。在一次有关宗教问题的谈话中，新渡户稻造被问到了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问题：日本没有宗教，那么日本人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当时新渡户稻造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在少年时代所学的道德训条并不是在学校获得的。在仔细分析了形成自己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以后，他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深植日本国人髓骨。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必然有培养国民道德体系的一套文化系统，就当世来看，这个角色是由宗教担当的。但是在日本，由于其历史发展的原因，武士道则充当了这一角色。
新渡户稻造意识到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武士道，为了回答世界学者对日本道德体系建立的质疑，《武士道》问世了。此书由于是向国外作介绍写的，因此行文中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历史和文学典故，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亲自拜读，最后还将其分赠友人。
新渡户稻造是一个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与那些外国的日本研究者研究日本的作品不同，他在刻画日本武士精神时，更是形神兼备，有入木三分之感。新渡户稻造在面对来自西方文明论的质问时，一面在脑海里重建日本的道德传统，一面寻找着答案。《武士道》的问世就是在仔细探究日本武士道给日本人灌输的道德意识之后，重构起来的日本道德传统。
与他做过同样工作的内村鉴三在《日本人的代表人物》一书中，也试图证明没有宗教的道德教化，日本确实存在着伦理、宗教性人格传统。内村是基督教的信徒，和新渡户一样从小受武士道熏陶、教化，在受到西洋宗教的影响之后，试图将自己基督弟子和武士之子的身份一体化。这些摆脱了封建世袭，试图将日本文明化的新日本知识分子，在面向西洋对日本道德传统的质疑时，选择了否定自我以求社会变革的道路。这些为了日本变革而否定自己、牺牲自己的行动者，原本就是受前近代封建社会武士道熏陶、教化下的人，他们拥有武士的性格、人格，拥有武士道的精神。
新渡户就是这些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对道德传统的重构是建立在西洋质疑非宗教教化下的东洋日本的道德基础上的，这种道德重构的核心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的产物—武士道。
封建社会，一人独霸天下的局面极易造成武断主义的盛行。新渡户认为能将人从封建专制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仁”。在武士道的教育下，被统治阶级的人被要求奉献生命和身体给统治者，统治者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集权主义必然发展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东洋的专制”。这种专制程度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没能达到过的。内村对日本的封建制度也进行过辩解，他认为日本的封建制度虽然有很多缺点，推翻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封建制度中也有很多不能舍弃的东西，比如忠义、勇武、刚勇和人情味。
这里的“东洋的专制”让人联想到了黑格尔关于东洋和西洋的论述。他认为西洋的文明是进步的文明，而东洋则是野蛮落后的社会，充满强烈的专制性格。黑格尔的东洋概念深深影响了日本学者，他们意识到原本属于东洋的日本，必须脱离野蛮之列，才能进入先进世界。《武士道》创作于甲午战争之后，作者新渡户也深受黑格尔东洋专制论的影响，从文中对“东洋的专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黑格尔观点的激烈抗议。
为了能够脱离野蛮落后的称呼，为了证明日本不是黑格尔东方专制论的对象，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强大起来。甲午战争就是日本企图跻身西洋发达国家之列，证明自己非“东洋”的第一步。
“东洋的专制”是西洋抛给东洋的词语，主要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被文明进步抛在后面，一直维持历史原初态的亚洲国家。这个词语将所有东洋国家一网打尽，这对试图将自己定位于文明历史中的日本无疑是个不得不摆脱的束缚和咒语。
黑格尔在《历史的哲学》中，将波斯战争中希腊对波斯的胜利说成是西洋的先进对东洋的落后的胜利，是希腊精神的胜利。
公元前500年，为了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小亚的米利都发动了爱奥尼亚诸邦起义，波斯战争开始。这场战争历经400年，以波斯的失败告终，由此雅典的霸权得以确立。黑格尔认为这场战争是拯救了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它使亚洲的专制走向衰落无力，世界史的天平通过波斯战争决出了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的高下。
世界历史上决定名誉高下的，既不是形式上的勇气，也不是所谓的功勋。在波斯战争中，世界史的利害被置于天平上，一边是东方的专制，也就是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世界，另一方就是领土、物资都很匮乏的分立的小国，也就是一个个生活充满生机的世界。
波斯战争是历史上罕见的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力量的例子。对希腊精神对东方专制的胜利的波斯战争的描述，表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东洋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于战争的胜利者希腊来说，东洋是世界史发展的另一端，是呈现历史发展停滞状态，被遗弃了的另一个世界。东洋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洋国家，因此世界史的发展就必须克服或者摒弃掉的历史原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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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8）
另一种就是东洋是与西洋平等的世界史的两方，被同时置于世界史的天平之上，但是东洋世界的价值高低是靠西洋世界来衡量的。在西洋，世界是不断发展的，西方的文明经过希腊、罗马发展到日耳曼。但是东洋已经脱离了世界史的发展，甚至是呈倒退的趋势。
黑格尔认为，世界史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自我意识或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过程。关于十字军东征，黑格尔认为它是基督教世界确立的一个转折—是十字军发现了存在于东洋的基督的墓穴，他们将基督作为人类内在的精神带回了欧洲。这就促使西方和东方世界由此诀别，进入了截然相反的世界史发展轨道。西方脱离东方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以主体的内在精神为原理的基督教世界。东洋国家则成了反基督教的世界。
黑格尔将东洋视为世界史的幼年时期，并将它定义为反世界史、反基督教世界，即反西洋的世界。根据这个定义，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充满自由、自我意识的世界，而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作为人的本质来讲应该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不自由。在东方人的意识中，只知道人是自由的，而一个人的自由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柔和驯服，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
在黑格尔的眼中，东洋人成了不知道人类本质为自由的野蛮人，在东洋，自由只有一个人能享受得到，这个人就是统治者。但是统治者的自由也只不过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存在，谈不上真正的自由，和西洋世界里的自由根本没有办法相比。不知道人类自由的东洋人世界是一个由专制者统治的世界。由此，“东洋的专制”一词，被作为反西洋的东洋世界的标志而确立起来。
东洋的世界被黑格尔作为世界史发展之外，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西洋世界异质的世界。东洋世界只能等待与若干因素结合，才能重新焕发活力，得到进步。
黑格尔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印度古代宗教进行了论述。他将西洋原理应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印度宗教的论述中，站在西洋的角度批判中国社会和印度宗教。他认为西洋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是“本来的宗教”。因为宗教是对本质的认识，是对人类内在精神的认识，是人知识和意志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必须是一个人，他所追求的神圣目的，必须能够成为全人类行动的内容。这才是真正的宗教，也就是西洋的宗教。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东洋”的叙述实际上就是本着批判的宗旨，用西洋的宗教、西洋的道德来衡量东方的宗教、道德的。这个“东洋”就成了与西洋完全异质，即非西洋文化的世界。
黑格尔说，中国是历史上最早成立国家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而且这个整体性国家状态一直从中国的古代延续到了现代，一直没有发展，没有变化。而没有发展的国家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就必须要有自觉的精神、自由的意志。但是在中国，皇帝的道德意志就是法律，主观的、内在的自由被压抑。所谓的自由的法律也只是针对统治者以外的国家成员。国家的基础是自由，但是在中国却根本没有，因此，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如果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那么印度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个民族，而不是国家。
中国即使是历史上最早形成国家的，但是这却是一个压抑个人自由的国家，或者是将国家成员的自由全部集中到统治者身上的国家。这种国家并不是真正的国家，是“反国家”，是完全不同于西洋国家，甚至处于对立的国家，是“东洋的专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事实上，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也是同样一种情况。和中国一样，日本社会也缺乏个人主观性，人被外部力量所规定，道德规范也由统治阶级制定。无论是违反了法律和道德，还是家族法则都要受到体罚。真正的信仰是摆脱外来权利，独立生存的个人才能拥有。但是在东洋，个人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在宗教方面，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就成为必然。
黑格尔认为东亚是没有自由、理想、精神的世界。所谓的科学也大都来源于经验，专门为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而研究出来的东西。因为他们对科学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就没有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从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东洋叙述中，不难看出一些旅行者和长期留在中国的人对不同社会的好奇心，那些传闻资料和探索性的文献资料都对黑格尔的东洋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黑格尔对东洋的论述，从根本上规定了后世西洋对东洋的理解。马克思关于中国精神类型化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类型的认识都受黑格尔东洋论的深刻影响。黑格尔的“东洋”概念还影响了试图与西洋一致的日本，对整个东洋的看法。
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就是受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东亚概念的影响。他认为应该和中国、朝鲜这样的“东亚”旧国脱离关系，秉着近墨者黑的道理，应该和这些“恶友”划清界限。1885年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他提出了“脱亚”口号，认为日本各个方面都应该效仿西洋近代的文明，不仅要脱离日本的老套，还要使日本成为整个亚洲的轴心。要达到上述目的唯一的途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