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老人被银行、保险公司欺骗，对官员行贿，证券界则对官员、政治家开设特别的处理账户，可见日本的法律意识极其缺乏。
五、“蟾蜍”图腾，一个经济的“神谕”
蟾蜍和日本神话中的狸、狐狸一样，都被日本人视为神奇的动物，他们都会使用妖术，而蟾蜍则是使用和金钱有关的妖术。有人说蟾蜍还能变身成为妖姬，而且它还精通中国和印度的古代魔法。
六、传媒也成了一种权力
政治家在政治决策和选举中，都是要进行宣传的。电视就是他们的一种宣传工具，同时也是舆论制造者，而且电视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大。特别是久米宏主持的新闻节目更是如此，在他的带动下，一定数量的电视观众都能够跟随久米宏的情绪而改变，他在选民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七、正宗的日本风格就是一切都不正宗
从前的人，谈论起正宗的日本风格，可以举出清贫、古朴、安静、祥和等一系列美好的词汇。今天的人，面对着五光十色的日本，却很难用语言描绘它的形态，难怪有人说，正宗的日本风格就是一切都不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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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古代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与众不同；现代的日本人虽然在理性上，很少再抱有“神之子”的观念，却依然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而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的确与众不同，难以理解，他们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好斗，在日本人身上，经常能找到两相矛盾的东西。
每当听到外国人谈论起自己的矛盾性，日本人都不以为然，外人眼里的很多矛盾，在他们身上都被和谐地统一到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矛盾，事实上，日本人在很多时候都身处在矛盾中，他们不断地学习别国的东西，不断地调和自己和外来文化的矛盾。
在近代，西方的思想浪潮涌入日本，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日本的传统文化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神皇一统、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在统治阶级的强化下，牢牢植根于日本人意识中，形成“皇国史观”。“和魂洋才”的提出，让日本人找到了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平衡点。
二战后，在美军的主导下，日本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裕仁天皇很快就向日本百姓公开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这让日本人大受震撼。之后，日本虽然在法理上切断了神道教和国家的联系，却始终没有消灭掉在日本人内心驻扎了千百年之久的神道信仰和神国思想。日本是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但日本人既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人，又依旧重视人的身份等级，而追求平等、崇尚个性自由却刚好是现代人最明显的特征。
日本，是传统和现代并行的国家。无论怎样吸收外来文化，日本人都没有改变对神道教的信仰。
神道教有着产生自人类幼儿时代宗教的一般特征—它借助神话的形式叙述本民族的历史。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高度发达，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现世人的崇拜”，转而崇拜起那些“超越者”。虽然今天的日本人不会明言天皇是“现人神”，但他们依然不能完全抛却“天皇是神”的意识。日本宪法将天皇看作日本全体国民的象征，多少有些将天皇超人化的意味。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就格外自豪地宣称：“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
在人类文明早期，人们喜欢把集团首领当成神仙，顶礼膜拜，对首领的话言听计从。今天的日本人把服从领导当成美德，即使领导的决断是错误的，他们也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但是，有时日本人又表现出鲜明的“不服从性”，无论周边国家如何指责，日本首相还是一再拜跪靖国神社。面对外国人的种种质疑，日本政客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表示“不容许别的国家指责日本的独特传统”。
天皇制是日本人国家观念的核心，二战后，慑于美国大兵的威力，天皇制被硬生生地从日本人头脑里拔除。日本很快拥有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又很快开始向日本国民灌输现代意识。遗憾的是，日本人对现代国家的理解，终究是建立在对“天皇”的理解之上的。在日本官僚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依旧是人脉。日本人穿起了民主主义的外衣，但骨子里，却还是那个被君主制意志左右的传统日本人。
外国文化的精魂会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灵魂发生冲突，但外国文化的形，却不一定会。日本人调和自己与外来文化惯用的方法，就是保留外来文化的形，将其精魂抽空或日本化，以此来消除、掩盖二者的差异。
日本人是功利的，在他们的灵魂中，不存在普遍主义的东西，在日本人看来，是非善恶，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它们会随情况的不同相互转化。比如，面对二战，一些日本人至今一口咬定，战争只有失败和胜利之分，而无正义邪恶之别。
外国人之所以会认为尚礼和好斗是矛盾、爱美和黩武是矛盾、喜新和好旧是矛盾、服从和反叛是矛盾……是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他们用这种法则衡量他们面对的事物，当然会区分开“矛”和“盾”。
而对日本人来说，是非善恶既然没有绝对的标准，所谓的“矛”和“盾”也并非绝对对立。只要矛盾双方有统一之处，日本人就有办法将它们整合起来。
日本人尚礼，可以彬彬有礼地对待朋友，受朋友之恩定涌泉相报，但在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时，也会恼羞成怒，拔刀相向，显示出好斗的一面。
日本人爱美，时时刻刻要求自己精益求精。日本人纤细敏感，能够准确把握住美的事物，在美中沉醉。然而，力量、血腥、暴力，在他们眼中也是一种美，没有普遍主义的束缚，他们不会因为道德的因素而拒绝表现邪恶之美，当然，他们也不会介意邪恶之美进入到自己身体之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演变而成的。任何一种顽强生存下来的文化传统，都必然存在着合理性。而在探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又必须探究这个民族中人的人性。日本人是矛盾的，他们身上既有让人赞叹的优秀品质，又有让人鄙夷的劣根性，日本人又是复杂的，神秘的，摸透他们的性格虽说不是不可能，却也绝非一件容易事。
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
一、“人种”化了的“日本人式”
日本文化静静地向人敞开着，在交往日趋频繁的当代世界，日本人不会拒绝外国人对他们进行研究；同时又自信外国人摸不透他们，每每看到对日本文化大惑不解的外国人，他们一面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一面为他人眼底神秘莫测的自己颇感得意。他们认为日本的文化中，存在着只有日本人才能心领神会，才能解释得通的地方，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办法真正理解。
日本人的文化观和人种观密切相关，“人种文化”在日本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发展起来，有完备的学术体系。
在过去的岁月里，人种的概念已经被学者们提起了无数次，众说纷纭。其实，人种在英语中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离现在并不算遥远，学者们用它来表示人的不同差异，在欧洲和北美的学术文献中，人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形成，西方人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入侵，其征服的脚步从非洲一路行至亚洲。
人种的概念在此时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可以被分成若干人种，他们的发展能力由各自生物学上的特征决定，有高有低。被西方人侵略的，多是黄种人和黑种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他们被想当然地看成劣等人种，他们的落后也被当成必然的、绝对的。结合达尔文“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白种人奴役黑种人、黄种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根本谈不上非正义、反人道。
这种学说在20世纪初期受到了强烈质疑，对人种概念的大幅度批判也由此展开，与此同时，纳粹分子抛出了露骨的人种理论。在和纳粹人种论的较量和对抗中，人种主义的概念正式出炉。
自然人类学学者在区分人类上，进行了不少工作，他们试图用人的身体特征将人划分成不同的种类，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很多，分类的标准很难把握，因为人种间并不存在清晰明朗的界限。研究哪种人种最纯粹、最优越，就像研制永动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因此，现在的自然人类学，已经不再将精力浪费在人种的划分上，人种的生物学意义已经慢慢被人们淡化。
但是，“人种”作为一个词汇频繁出现，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现实。有社会学家曾经感慨，在研究社会学时，如果不把人的主观状况考虑进去，对于社会学本身而言，这实在是一大缺陷，如果不能给人的主观状况进行定义，对社会学进行定义的任何努力都不能说完美无缺。
“人种”的概念开始在社会学中复苏。社会学家强调，他们眼中的人种，不存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即他们并没有用人的生理特征来划分人种。社会由人构成，虽然构建起社会的人大多都素不相识，既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不了解对方的个性，但他们却存在着某种意识上的共通性，并因这种共通性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意识到在自己身处的社会之外，还有截然不同的社会。
不同社会的人，其共通性的表现也大不相同。社会学中的人种，比曾经现身于生物学中的人种抽象得多，后者尚有摸得着、看得见的标准进行考量，比如头骨的形状、皮肤的颜色，前者必须对不同类型社会中的人进行大量分析，才能隐约找到划分的感觉。
当然，即使在社会学内部，对社会学意义上人种概念的提出和频繁使用，也还存在不满的声音。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家们正在滥用人种的概念，很多人想都不想就写出了“人种”一词，这实在不是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治学态度。糊里糊涂地研究“人种”、使用“人种”，就像一个人在分不清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时候，拼命在蝙蝠身上找寻鸟的特征一样，无疑会将许多宝贵的精力浪费到没有价值的工作中去，也容易造成学科的混乱。
此外，既然“人种”的划分不具有自然的意味，即某种人种不是自发形成的集体，那就势必要进一步追问，这种集体是如何形成的，让他们凝结成一个集体的共通性从何而来，让他们与其他集体界限分明的相异性又从何而来。人种形成的过程、理由、条件都应该被仔细研究。
对于在社会学中提出“人种”的概念，这些社会学家并不反对，他们只是强调，如果要将“人种”引入社会学，必须谨慎小心。进入社会学的“人种”，不再是个普通的概念，它必须足够严密，对得起它“科学”的称号。
分析日本人的人种也是一样，当然，这里的人种并不针对日本人的生理特性而言，而是着重强调他们共通意识，即揭示“日本人”共有的人性特点。譬如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很难从模样长相上区别开来，但这三个国家的人，却是不同的人种。
说起人种，就免不了涉及对人种的研究方法，西方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人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