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却是不同的人种。
说起人种，就免不了涉及对人种的研究方法，西方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人种主义的观点。“人种主义”一词对大多数人来讲还颇为陌生，它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为美国学者所创，这一词汇一开始就有着几分“宣告某些种族天生劣势”和“宣告某优秀种族有权裁定其他种族”的意味，不是一个可爱的词汇。在它诞生后最初的10几年里，遗传决定人种的说法流行一时，尽管社会学家们在最初引用“人种”这一概念时，反复强调它和生物学上的“人种”不同，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它和人的生理特性联系起来。
秉承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也会像生理特征一样由遗传决定，它们驻扎在人脑中，随着人脑的进化而进化，所谓人种主义，就是“主张人的行动是由稳定的遗传决定的主义”。譬如之所以说非洲人是“劣等人种”，是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野蛮、幼稚、没有自制力，他们的这些特点是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先天的、无可救药。
类似“非洲人劣等说”的观点，在今天毫无疑问会被斥为荒谬，除了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外，绝少有人当真。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却是部分社会学家坚信不疑的观点。而在数百年前，人种主义尚未现身之际，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就已经大肆宣扬类似的说辞了，这种说辞也在数百年里被无数次地批判，并被证明荒谬不经。可科学家们还是颇为认真地将其提出，可见其的影响力之大，它是一种学术观点，同时也是人某种微妙而阴暗的思想感情。
人种主义强调人种差异，日本人对自己和其他国家人的“人种差异”感觉强烈，日本人早就习惯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种混为一谈。他们固执地认为，是日本人就会具备一种外国人所没有的特质，日本人可以轻易理解日本人的心情，外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能了解日本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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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2）
日本文化的某部分，外国人永远也搞不明白。这种立足于人种的思维，被学者们称作“文化的人种属性”。但文化的人种属性和遗传决定论的人种主义不同，西方人在讨论人种时喜欢论证哪种人种优，哪种人种劣，日本人则侧重研究人种间的差异。
西方之所以会将人种和遗传决定论等同起来，是由它们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历史上，西方文明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在近代更是以势如破竹般横扫全球，在征服和侵略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把自己推崇的价值当成一种普遍性价值，以此来衡量其他民族，既然用自己的文化标准要求别人，自然会产生一种优越感。但日本不同，日本人一直把自己置于“周边”文明的位置，日本不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而是被辐射影响的国家，文化的人种属性和日本人的文化感情两相契合。一个周边文明的国家，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不会有文化中心国家的那种优越感，也没有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的习惯。
有遗传决定论做基础，西洋文明支配世界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人的能力影响着文明的形成，而人的能力又是一种普遍性尺度。西方人与其他人的差异就是能力差异，既然是能力的差异，自然可以分出高下优劣来。西方人有一种“西方文明就是普遍文明”的心态，白人人种又是形成、推广这种文明的主力军，因此，西方人更倾向于站在遗传决定论的角度探讨人种。
虽然在日本也曾出现过以日本人种为豪的观点，但诸如“日本人和别的国家人不同”等单纯强调人种差异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在战前，一些激进的日本思想家曾在日本人种的优越性上大做文章，但到了战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鼓吹人种优劣的危险，要求慎重对待有关人种优越性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绝少有人公开论及人种优越性。
人种就好比让战士们集合起来的号角，它唤醒了人们的“我们”意识，让人们突然感觉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而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又都被一种心照不宣的共通感凝聚到一起。英美国家的社会学家在研究人种时注意到这种让人们集合起来的共通感，但同时，被人种唤醒的人，还具有一种排外性。就像人们熟悉的“小圈子”现象，“小圈子”一方面让其中成员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方面又总是和圈外之人保持距离。
在探讨日本的情况时就要注意到这一情况，日本人喜欢从人种的角度出发，思考“日本人式”的问题，强调对外集团的否定，即人种的排外性。英美学者则习惯通过捕捉各个集团的特质，考察集团中人的特性，来感觉它们人种化的过程。
已经人种化了的集团，往往存在着已经稳定下来，不会轻易更改的特质，为了方便研究，这种特质经常被一些象征性的词语指代。看到这种象征，集团内的人以及对这个集团了解较深的人马上就心知肚明，而集团外那些对该集团知之甚少的人就会一头雾水。日本人喜欢用“日本人的血”象征唯独日本人种才有的、与生俱来而又永恒不变的东西，一看到“日本人的血”，日本人就会反应到，这是在形容日本与其他民族的内在差异。在解释日本人和其他国家人有什么不同时，他们也多会搬出“日本人的血”作为论据，但外国人一眼看到这个名词时，却很有可能单纯地将其理解成“日本人的鲜血”。
除了少部分加入日本国籍的外裔人和混血儿，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就在于“血”。在日本，“纯血主义”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日本人主张的“纯血主义”有无菌繁殖的意味，认为构建起日本文化的只能是“日本人的血”，而绝不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在日本企业也能看到“纯血主义”的影响，日本人的跳槽率低得出名，很多日本公司都实行终身雇佣制，不大愿意聘用半路出家的外来员工，而外来员工也多会发现，要想融入新的公司，比想象中的困难许多。
“日本人的血”并不是指流淌在每个日本人体内的殷红的鲜血，它不是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只是象征一种复合了日本人感情及文化知识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复杂的，虽然每个日本人都能隐约察觉到什么是“日本人的血”，但他们既不能确切地指出“日本人的血”到底是什么，也不能全面地说出，它涵盖的所有内容。每个日本人都会对“日本人的血”有不同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都说得通，也都只是“日本人的血”的一部分。
提起“日本人的血”，日本人多不免萌生一种对自我认同意识的安定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所有拥有“日本人的血”的人牢牢拴在了一起，这种安定感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促进对“日本人的血”的认同。
人种总是把焦点落到特定群体的某个特点上，这个特点通常是亲族和系谱，然后将其夸张，进行象征。“日本人的血”作为日本人种的象征出现，实际上是一种想象活动的成果，日本人想象自己世世代代都维系着祖先的系谱，是逐渐扩大起来的家族、亲族成员。
家族制度、对同族祖先的信仰，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意识就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随着家族国家意识的提出和传播形成并逐渐人种化了的，其起初也有几分人种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把“血”当作自己民族象征的，用“血”来表示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并不只有日本一个国家。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比如中国人喜欢将自己称为“龙的传人”，并认为只要有流着中国人的血，不管走到哪里，永远都是中国人。文化的特征总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以相对稳定的“血”来划分自己的人种，重视血统系谱，在东亚地区相当普遍。
为建设团结而强大的日本，国家的统治者将政治意义注入到家族制度、同族信仰中去，以便更有效地操纵国民。那时的日本，天皇是国家的顶点，整个日本都成了被“血”整合起来的大家庭，其成员也因“血”的联系集合为人种。所有的日本人都被当成了拥有同一祖先的同族，天皇家的祖先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在血统、人种、宗教的几番作用下，日本人的凝聚力加强了，齐心协力展开了对外侵略，虽然自1945年战败起，在世界人民的###下，家族国家观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想象中的家族、亲族意识却沉淀下来，演变成“日本人的血”。一听到“日本人的血”，日本人的亲族式心理就会被迅速唤醒，有关日本社会、文化、宗教的记忆也会像潮水一样纷纷涌来。
而之所以是“日本人的血”，而不是其他什么名词成了日本人种的象征和古代日本族内联姻的传统有关。这种传统让人愈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所在的家族，是有别于其他家族的独立存在，它加深了族内中人的感情联系，并在心理上和外族人保持距离。“日本人的血”刚好让日本人感受到，日本人产生的背景与众不同，日本人拥有某种其他国家人所没有的特殊资质。因此，它不是一个表示日本人遗传特征的词汇，而是一个将外国人与日本人在心理上区别开来的象征，这种象征由日本人亲手创造，在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诞生，渗透着日本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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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3）
二、对中国的变态性克隆
日本天皇的地位，不是单靠武力得到的。虽然天皇是神圣的，可是他的权力却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很多时候天皇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实际的权力则被大臣掌握。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是很正常的，天皇的神圣性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可是若放在中国就会变成大事，皇帝的地位会岌岌可危。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文章，提倡拿来主义。无论是送还是拿，都是同样重要的，鲁迅认为，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拿来的勇气，中国不能把其他国家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使用。鲁迅先生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
假如没有拿来主义，那么政治就无法进步；如果没有拿来主义，经济就无法发展。中国从其他国家拿来的东西少之又少，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无法更新旧貌的一个重要原因。
印度的佛教曾经被中国拿到自己国家，唐僧也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去印度取经。最后，中国社会在佛教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实在太少。
传统的中国人是不会拿来的，而是送出。可是，日本人恰好和中国人相反，他们是典型的拿来主义。日本的文明、发展都和拿来主义的习惯有着密切关系。古代的日本是拿中国的东西，到了近代开始拿西方的东西。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拿来的同时，还维护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且能够不断更新。
日本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成功的拿来主义历史，他们都是在模仿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之后才创造出了日本历史。其实，说日本人缺少创造性是错误的，日本人在模仿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