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成功的拿来主义历史，他们都是在模仿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之后才创造出了日本历史。其实，说日本人缺少创造性是错误的，日本人在模仿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时候，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古代的日本是汉化的典范，不过日本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中国，而是把日本的特征更为明显地突出了。到了近代，日本成为西方的典范，但是日本人依然没有丢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日本没有成为另一个西方。
如果日本没有创造性，那么也不会有现在的日本；如果日本对其他国家的文明，不实行拿来主义，那么日本的历史也就不会如此丰富，甚至可能十分平淡。正是由于日本人够聪明，所以他们在模仿其他国家的同时，还能找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而无论是古代日本还是现代日本，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找到了这条道路。
日本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比较晚，而文字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早期的日本一直没有文字，日本早期的历史也是由中国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公元前108年的时候，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郡等4郡以后，中国的史籍就开始记述关于日本的事情。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日本共分成百余国，定期向乐浪郡朝贡。而在汉朝的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在《后汉书》的东夷传中记载着，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倭奴国的使者来到了东汉的首都洛阳朝贡，光武帝赐给了日本国王一个称号，授予了一颗刻有“汉委奴国王”5个大字的金印。这颗金印在1784年时于日本的九州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证明了《后汉书》记载的可靠性。
日本国王当时欣然接受了作为汉朝下属的“汉倭奴国王”称号，这说明日本对中国是充满敬仰的。在这之后，日本不断派使者到中国，而且还经常向中国的皇帝进贡奴隶。日本在此期间也从中国获得了很多好处，例如从中国引进了大量铁制农具、丝绸、剑、玉等等。
中国三国的时候，日本与曹魏有所往来，《三国志·魏志》的《东夷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当时日本的一些风俗人情。比如，在日本，如果哪家有人去世，这家人就要停丧1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吃肉，丧主要哭泣，而其他人要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饮酒。在丧事结束之后，全家人都要到水中洗浴。又比如，日本人渡海来中国时，其中必有一人不可以梳头，不可以捉虱子，任衣服邋遢脏污，不可清洗。这个人还不能吃肉，不能接近女色，过着一种和死者同样的生活，被人们称为“持丧”。如果有人生病或是遇到灾害，就把罪过归到这个人的身上，怪他持丧不谨并且还会杀了他。《东夷传》还说，日本人在做大事之前，会先焚骨而卜，以占吉凶。
另外，《东夷传》还特别介绍了邪马台国。邪马台国是一个吞并了大约30个小国的大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是女王，叫卑弥呼。卑弥呼的年龄虽然不大，但是却没有结婚，她还有一个弟弟帮助她处理国事。卑弥呼在当上了国王之后，就很少见人，服侍她的婢女大约有千余人，而送食物和传递她的口令的人却只是一个男人。这个女王还十分擅长咒术，她可以利用宗教的权威统治国家。
日本是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出现了邪马台这样的大国，同时也出现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和租税、地方官制度。当时人们的主要谋生手段就是农业和渔业，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无比重要。人们在做事之前都会占卜请神，问明吉凶，即便是丧葬和出使海外，也要按照一定的宗教仪式进行。
邪马台国女王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宗教，她是日本的宗教领袖—大祭司。“事鬼道，能惑众”，卑弥呼受到人民的尊敬，成为了女王并统治全国。在成为国王后，卑弥呼女王由于基本不见外人，所以保持了她作为宗教领袖的神秘性。后来的日本天皇，也像卑弥呼这般深居简出，维持着神秘性。
而她能够接受中国皇帝的封号和赐品，说明她对中国充满了尊重和仰慕，不过，她可能也是想借着中国皇帝的权威对本国进行统治。
在这个由女王统治的邪马台王国中，母系制度是支配王国的制度。王国在卑弥呼女王在死去之后，一度拥立男王，最后导致内乱爆发，后来卑弥呼的宗女当上了女王，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这说明母系制度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女人当王，众人服；男人当王，众人反。
日本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进入了大和时代。一个在本州中部的奈良平原在大和国建立，并且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不久之后，包括九州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被征服，大和国到了公元5世纪左右，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可以说，如今的日本就是在大和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大和国的首领原本称为“大王”和“大君”，虽然大和国统一了日本，但是却和中国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完全不同，大和国首领的权力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大王”对于其他各地的小国“国王”的权力依然承认，而他只是在这些人的权力之上行使间接的统治权，也就是说，“大王”是以诸小国的联盟的形式变成日本“天皇”的。
日本“大王”的权力和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法相比的，之后，由于“大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迅速增加，受其统治的朝廷势力也因此得到了强化，于是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古代官僚体制，而造成这个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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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4）
在公元4—6世纪的300年里，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都建筑了众多巨大的墓—古坟，考古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古坟时期。古坟的主要用途是埋葬天皇和贵族，古坟的形状是前方后圆，高度一般是7到8米，在古坟的四周还会埋有土制的明器，包括男女侍从、牲畜等等，在坟内也有大量的殉葬品，包括金、银、铜制的武器，玉器和铜镜等等，另外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奢侈品。
大阪府是最大的一座古坟，它修建于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据说是仁德天皇的陵墓。古坟的规模十分宏大，主轴长为480米，高为33米，总面积是46万平方米。修建这种大规模的古墓至少需要1000人花4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古墓面积的大小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时，现代人也能从古墓的规模中看出当时的生产力。中国和朝鲜的铁制器具和新技术在传入日本后，很快就被当时的统治者垄断，他们不但凭借着这些先进器具提高了自己领地的生产力，还扩充了自己的权力。
朝鲜半岛是日本学习、借鉴汉文化的桥梁，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通过朝鲜才曲曲折折地传入日本的。朝鲜半岛是离日本列岛最近的大陆。早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完成统一，大和政权当时就已经侵入了朝鲜半岛，并且占领了南部的任那（今釜山、海州一带），随后，以任那为据点，向北方不断扩张。
大和政权之所以要侵略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大陆的先进文明，以及趁机掠夺朝鲜的铁资源。对于日本来说，发展文化和补充缺乏的资源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不过，正是因为这次侵略，日本统治者对外扩张的侵略性被暴露出来，引起了邻国的警惕。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不仅学习到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精神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
在古坟的陪葬品中就发现了大量大陆之物，其中包括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铜镜或是仿制的铜镜、金冠、金银耳饰、银寻钏、刀环、环头大刀等工艺品，以及使用新传入的先进技术烧制而出的陶器。
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道文字为何物，但在学习大陆文化之后，日本开始使用汉字记录，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中国的阴阳术、天文学等知识。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日本又通过朝鲜学习了中国的儒学经典和中国佛教等等。大和朝廷权力的强化，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利于大陆文化的影响。
当时的大和朝廷虽然拥有了汉化的背景，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日本式的。在日本，被称为“氏”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豪族组织，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豪族组织拥有被称为“田庄”和“部曲”的土地和人民，以及被称作“奴”的奴隶。而各氏的首领氏上一般在朝廷做官。朝廷对各氏也会给予“臣”、“连”、“君”、“直”、“首”等表示身份的称号，其中实力最大的氏上，则会担任“大臣”、“大连”等职务，负责掌管朝廷政务，而地方上的豪族组织则会被授予“国造”、“县主”的称号，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在朝廷中还有被称为“伴造”的直属氏，直属氏主要负责朝廷的警备和祭祀等工作。“伴造”还负责管理被称为“伴”或“品部”的人民。
公元5世纪左右，当时的大和朝廷为了加强“大王”的权力，在各地增加设立了被称为“名代”、“子代”的直属民和被称为“屯仓”的直辖领地。另外，大和朝廷还把从大陆移居到日本的“归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被称为“服部”、“陶部”的专业集团，让这些“归化人”使用大陆的先进技术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工作。
公元6世纪后期，日本周边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分裂的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在公元589年建立了统一的隋朝。朝鲜出现了新罗国，占领任那的日本人也被赶出了朝鲜。
日本国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发生了反朝廷的豪族叛乱。公元593年，日本历史上有“圣人”之称的圣德太子被姑母推古天皇任命为“摄政”，并掌管朝政。圣德太子对大陆的先进文明和佛教都十分崇拜，当时他的政权统治面临空前的危机，于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和朝廷比以往更热切地吸收起大陆的先进文化。
对朝政进行的改革是圣德太子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圣德太子的朝政改革被称为“推古朝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的儒学，其中“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最为重要。
公元603年12月时，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使用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代表官吏位阶的高低，同时还规定了爵位的授予和晋升必须按照个人的功勋大小决定。这样的规定很明显是模仿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圣德太子在第二年的时候，还公布了他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
《十七条宪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在宪法中有很多内容的出处都来自中国儒家。例如第12条说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就是套用《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孟子》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
圣德太子很明显是按照儒家的思想“王土王民”去实现天皇最高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他还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十七条宪法》还依照中国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君、臣、民”的关系准则进行了规定。例如第三条的“君言臣承”、第六条的：“忠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