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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希腊历史上也曾有过专制君主（Despot）。但这种专制是不合法的，他们也因此被叫做“僭主”，意谓其专权系由僭窃而来。而在中国，无论是邦国时代还是帝国时代，只要是依礼册立的国君，就有专制的权力，不专制大家还有意见，还会恳请君王“乾纲独断”。只有臣行君权（也包括使用君主的礼仪）才叫“僭越”。这种事情也是有的。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乐舞（八佾），是天子之礼。诸侯只能六行，大夫只能四行。鲁国大夫季氏（可能是季孙意如）居然“八佾舞于庭”，就是“僭越”了。但这事只可能发生在邦国制度即将解体的时候，而且是让遵循古礼的“正派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比如孔子得知后，就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第三，就国民身份而言，城邦里的人是“公民”，邦国里的人是“臣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为主人，他们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邦的义务（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武器、甲胄和马匹全都是自费的），也有参加邦内议事和审判的权利（也顺便说一句，参加这些工作起先都是不领薪水的，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劳务费、出场费）。在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对诸如宣战与媾和之类的城邦大事，握有最高决策权、监督权和终审裁判权，这就叫“主权在民”。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有选举权，也都有被选举权，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成员，也都要轮流参与陪审法庭，这就叫“轮番为治”。“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加起来，就叫“民主”。或者准确一点，就叫“城邦民主”。
邦国与城邦（3）
城邦里面不但有公民，还有奴隶。奴隶是没有权利的。邦国里面的臣民却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公民。他不是奴隶，因为有功可以授爵。他也不是公民，因为无权参政议政。即便参政议政，也是奉命奉旨，不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臣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君主的仆人。这里说的“君主”，还不一定就是国君。国君固然是国内的君主，却又是天子的臣仆。同样的，大夫之于家臣、父亲之于子女，也是君主，是“家君”。所以，在邦国时代，“君”至少有三种：天下之君、国君和家君。这些“君”对于自己的“臣”，在理论上握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君臣关系是不能变动的，不存在“轮番为治”；这种君臣关系也是不容颠倒的，不存在“主权在民”。邦国与城邦，岂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邦国也是更接近于帝国，而不是接近于城邦。城邦是不可能发展为帝国的。所谓“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希腊的城邦也没有一个发展为帝国。其原因，除城邦的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等等与帝国制度不能相容外，还因为城邦不是战争的结果。城邦制度的建立，起因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尽管希腊人原本也是蛮族，他们的贸易和移民一开始也难免伴随着强盗行径和海盗生涯，但城邦制度的建立并不能归结为战争。
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却是战争的产物，是两个蛮族的后裔（秦和周）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帝国是秦王嬴政率领秦军打出来的，邦国则是武王姬发率领联军打出来的。因此，帝国诞生之前，诸侯之间的战争史不绝书；帝国诞生之后，改朝换代也主要靠战争来实现。
当然，希腊的城邦之间也有战争。惨不忍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城邦时代的希腊。希腊最终也要走向统一，变成帝国，但这不是城邦的愿望，因此必须假手于蛮族马其顿人和“洋化的土著”罗马人（这是顾准先生的说法）。结果造就的也不是希腊帝国，而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这就又与邦国不同。邦国制度因战争而起，因战争而亡。它的军事性质、松散结构和那个不可或缺的“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策源地；走向一统和变成帝国，则是它的历史使命。因此，邦国能够而且一定要发展为帝国，因为它其实只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只不过这个预备阶段长了一点，竟长达八百多年。
其实，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规律”，不能变成帝国的城邦反倒是个例外（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但这个“例外”却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就是民主与共和。这份遗产至今仍在造福人类，因此就连我们这些东方人，在提起古代希腊时，也不免怀有崇敬的心情，尽管那些城邦不过“蕞尔小国”。
邦国与城邦（4）
历史是公平的。当世界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时候，它给了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以同等的机会，让它们各自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并分别成为后世的楷模。邦国和城邦，它们一个是帝制的渊薮，一个是共和的源头，但都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邦国制度发展而来的帝国制度，曾使我们民族龙腾虎跃，在世界上独步一时；而城邦制度留下的政治遗产，则在千年之后大放光辉，并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之潮流。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制度的这种“交相胜”，其秘密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还是先从西周封建说起。
封建的秘密（1）
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国制度萌芽于夏，初始于商，成熟于周。事实上后人所谓“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时期的那个制度。夏商制度，连孔子都说不甚了然，只能以周制为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真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其实也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因此，邦国制度和后来帝国制度的利弊得失，也都是要归于周人的。
与希腊人一样，周人原本也是蛮族。而且，也和希腊人一样，当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这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过数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他们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筚路蓝缕，开创出自己的辉煌事业和独特文明。这个民族的领导者也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力，懂得如何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周边部落和部落国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后发制人地对付强敌，懂得在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韬光养晦，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天下”即“国家联盟”的领导权。
现在看来，周人对殷人的胜利，是一种文化战胜了另一种文化，即农耕文化战胜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约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学术界的一种猜测性意见，正因为他们重商，后世才用其国号———商，来指称“做生意”这一行业，并把生意人（贾人）称作“商人”（殷人），或用于区别两种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贾）。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们对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几乎到了无日无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他们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还垄断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也许，正是靠着技术的垄断、鬼神的恐吓和金钱的收买，再加上刑罚的高压，殷人建立起并维持着他们的霸权。
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一个比一个先进。所谓“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仪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爵列为赏罚。这无疑是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欢迎。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是弥天大谎———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封建的秘密（2）
然而难题也就接踵而来。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却既不始于斯，也不终于斯。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战争就开始了。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宁？事实上，在邦国制度诞生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人最后能够“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别能战斗的部落和部落国家。我们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说，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战争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浅。靠着这种不劳而获又立竿见影的办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胀起来。与此相对应，部落的总数却在减少：夏禹时上万，商汤时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只剩下八百，而且这八百个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规模的“部落国家”了。如何摆平这些形成不久，还带着野蛮社会习气和遗风，动不动就会动粗动武的“国家”，对于刚刚成为联盟或联邦领袖的周人，是一个考验。
这时，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他们的办法是赎买，即用封土赐爵的形式来赎买这些部落国家，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老办法。比如周人的领袖季历，就曾被商王封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说，所谓封建，自有部族战争以来，便已有了雏形，但亦只有雏形而已。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所谓“封建”，原本是野蛮社会武力集团政治妥协的产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对部落武力的赎买和对部落联盟的确立。武力虽然是野蛮时代占有资源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却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赢的时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间战争规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战败者赶尽杀绝。但当战争变成“世界大战”时，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于是封建制兴焉。
所谓“封建”，其实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杀不绝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动。要动的是这些土地的疆域和这些土地上的首长。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周人指派的首长，或是先代的后裔（如陈），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参战的盟军（如楚），或是异姓的功臣（如齐）。先代的后裔得到了封赏，自然感恩戴德；参战的盟军得到了封赏，自然心满意足；异姓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