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异姓的功臣（如齐）。先代的后裔得到了封赏，自然感恩戴德；参战的盟军得到了封赏，自然心满意足；异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赏，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赏，愈发同心同德。当然，周王也不会忘记给自己留一块地盘。这块地盘，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据点。
封建的秘密（3）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却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它甚至是一个阴谋，却是一个对社会对民族有利的阴谋。于是，为了保证胜利的局面能够维持，为了保证邦国制度长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编造了“天命”的谎言。
按照武王和周公的说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上天之所赐予，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那么，所有的土地便当然都是他的，这就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当然也就都是他的臣仆，这就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来，周王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他的分封天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可惜这于理不通，于事不符。因为天下不但原本不是周王的，也不是殷帝的，而是大家的，或者是各人自己的。参战的诸侯，原本是各国的领袖。有的是部落的首领，有的是事实上的国王，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子民。他们参加倒殷的战斗，除不满殷人的盘剥以外，也是想在胜利之后分一杯羹。现在，桃子还没摘到，怎么连自家的树也都姓了姬呢？
这就只能拿殷的灭亡来恐吓。武王和周公说，殷人为什么“有天下”（其实是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因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爱，天命为君。后来，帝辛（纣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狗跳鸡飞，天命就要更改了。怎么更改呢？很简单，“革除”殷人所受之“天命”，简称“革命”。上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因此这场革命，就叫“周革殷命”。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的规律，是皇皇上天不可违抗的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鉴”即是证明！
武王和周公的这一套“革命理论”大约是说服了诸侯们的。何况他们发现，周人要的只是一个名义，实惠还是自己的。不但增加了土地和人民，而且在自己的封地还可以为所欲为。那些蛮族领袖就更是兴高采烈。他们以前因为落后于华夏诸族，未免自惭形秽。现在既然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与中原各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了。这可真是咸与维新！于是纷纷欣然接受，并举行了隆重的典礼。祭坛上放着整只纯色的牺牲（色纯曰牺，体全曰牲），四周放着各种礼器。天子以青、白、红、黑、黄五色之土筑坛，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赐给诸侯。诸侯们受土以后，带着近支（帅其宗氏），领着远支（辑其分族），统率着庶众（将其丑类），欢天喜地奔赴封国，定疆域，封子弟，收田租，忙得不亦乐乎。封国几乎是完全自治的。国君可以把自己的国土再分封下去，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大夫。大夫又可以再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士。这样层层转包，诸侯有国，大夫有邑，士有田。他们是“劳心者”。没有土地的庶人、奴隶出力。他们是“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划分的国家制度确立了。
封建的秘密（4）
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则很松散，无非朝觐会同（春见曰朝，秋见曰觐，时见曰会，众见曰同），也就是礼节性拜访，并象征性地缴纳一些赋税。至于各国内部事务，天子一般是不管的，颇有些“虚君共和”或者“虚君自治”的味道。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开始可能还有些威望，后来就不过是供在庙堂上的菩萨，再就是被诸侯们拿来当作攻打别人的借口。比如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国攻打楚国的理由，就是楚人没有及时贡奉用来缩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无法祭祀祖宗（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这种借口现在看来，完全是故意找茬，比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成理由，但在当时却很堂皇。因此，尽管楚人已经把话挑明，道是“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你我之间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你们凭什么来打我？齐国还是理直气壮地“打你没商量”。
这就是所谓“封建”了。或者说，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了。很显然，这样一种“封建”，是既不可能有专制（周天子鞭长莫及），又不可能有和平（各路诸侯并没有解除武装）的。事实上，正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所说，所谓“西周封建”（也包括殷商的封建），其实是不得已的事情（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因为那些诸侯国，大多已经完成了从家族、氏族、部族、部落再到部落国家的演变过程。他们的首领，也原本就已经成了气候成了王侯。所谓“封建”，不过是用分封的形式来给诸王加冕而已。因此，武王和周公只能用这种连哄带骗的办法，来象征性地赎买他们的武力，却不能改变其武力集团的性质，也不能真正做到消灭战争。实际上，就连“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的秦始皇，也没能实现弭兵休战的梦想。在这个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战争仍然是迅速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更何况，周天子只不过获得了“至尊”地位，并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至强”。所以，诸侯之间还要争霸（争当联盟领袖），争雄（争当超级大国），直至打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一统天下。因此，封建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郡县制。邦国也必将改变性质，并最终发展为帝国。只不过在这种发展中，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东西。
集权是一种必然（1）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实际上，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探索了许多方案。比方说，根据武力的强弱、资金的多少，或者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这就形成了三种社会类型，即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邦国的特点，是半武力半权力，并由武力过渡和转化为权力，或者说借助武力获得权力。因此，邦国必将发展为帝国。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这是一种必然。
众所周知，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又“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资源稀缺、财富不多、族群较小的情况下，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然法则来分配。比如在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也包括野蛮时代前期，猎物和谷类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员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难，则年老体弱者就将被淘汰出局。他们将被分配到较少的食物，被杀死或令其自杀，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这种自然法则中，我们仍可以感到某种力量的存在，比如风俗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毫无疑问，这三种力量，只可能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前期发挥主导作用。到野蛮时代后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制陶、养殖和金属加工的技术，社会财富空前增长，社会需求也空前增加。这时，风俗的、习惯的、自然的力量已不足以左右社会，也就必须让位于另一种力量，即“武装的力量”。事实上，野蛮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是没有休止的，能够成为一名战士也极其光荣。那时，一个人，如果战功显赫，他就会得到部落的奖赏和女人的欢心；而一个部落如果足够强大，它就会吞并其他部落。这种吞并开始是在小范围内局部地发生，即就近吞并。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的“近者聚而为群”（《封建论》）。吞并的结果，是小部落变成了大部落。大部落之间也要互相吞并。如果吞并不了，或者要共同对付更大的部落，它们就会组成部落联盟，以武力最强大的部落为领袖，这就是“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各部落首领听命于最强大部落的首领）。
在这里，“听命”二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什么呢？说明部落联盟的领袖已经主要靠行使权力来管理社会了，尽管这权力是依靠武力来获得、来支持的。但不管怎么说，武力已经开始向权力转化，这就为过渡到权力社会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源和财富逐渐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另一方面，这个或这些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因此，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武力社会就必然会过渡到权力社会，由初级形态的国家（邦国）变为成熟形态的国家（帝国）。正因为如此，权力社会的统治集团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集权是一种必然（2）
只有希腊是一个例外。希腊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武力社会到非武力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同的是，希腊人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变成权力社会，而是变成了财力社会。这些北方来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蛮族。当他们移民到希腊半岛时，就像范缜所说的落花，有的落在了枕席上，有的落在了茅厕里。那些落脚之处土地肥沃的，就一直务农下去，并建立起“半权力社会”。这就是斯巴达。土壤贫瘠的，则改事航海、殖民和经商，并建立起“半财力社会”。这就是雅典。财力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并由此产生出既保护又约束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或“社会契约”———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约面前一样，是人人平等的。因为人人平等，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也因此，财力社会与专制或集权不相容。还因为此，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其他国家（武力社会或权力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只能从商业国家输入，或向商业国家学习。
诚然，民主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但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民主也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同样，财力社会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会和权力社会美好。武力社会的英雄气概和权力社会的温文尔雅，在财力社会很可能会被代之以恩格斯所谓“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代之以寡廉鲜耻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资本控制的社会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