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向每一个读者灌输一个道理——如果把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比作一窜靓丽的珍珠的话，那敦煌文化就是这串珍珠里最大的一颗，而这些敦煌文化的研究者就是将这个珍珠上的灰尘擦拭的干干净净的人
戈文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就让所有的争论戛然而止，不管是赞成“戈式散文”说法的评论家，还是反对“戈式散文”的评论家，所有的人在这篇文章面前停止了他们的争论。戈文的这篇文章就像是一口钟，上课铃声响了，每一个人就必须都安安静静的开始听老师讲课。套用戈文文章里的话说就是——哪怕我的散文最后仍然会被定义上“戈式散文”这样的名头，但我要说这不是现在。所以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置上十年，十年之后，如果公众觉得这样的散文就是戈式散文，那它就真的是戈式散文如果公众认为它只是题材特殊的文化散文，那么“戈式散文”的说法我们就放弃吧就让时间来做这个公证人
同样因为戈文的这篇文章，敦煌研究院开始出现在公众的眼前，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名誉，但是一直都潜藏在yīn影里，大多数公众并不知道也并不了解他们，对于他们所作出的努力，公众大多也不清楚，可是当看到戈文的这篇文章以后，所有人都恍然大悟，原来还有这么一批人默默地为中国争取到了这么大的荣誉他们是中国的英雄，而英雄是不应该被埋没在荒野里的，他们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崇敬爱戴，他们应该是明星才对，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的付出。
于是敦煌研究院、敦煌文化的研究人员们开始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各种故事各种报道开始层出不群，而敦煌研究院打算在10月发行的新杂志，此刻也接到了相当多的订单。很多热心的读者开始联系敦煌研究院，他们想要订阅这份敦煌杂志，一方面他们想要更多的了解敦煌文化，另一方面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支持这些默默的从事着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们。
公众的注意力因为戈文的这篇文章而引去了敦煌，而戈文却依然开始继续自己的创作。这份工作并不好做，虽然戈文前世看过《达芬奇密码》的汉语版，可是真要是用英语写作的话，那难度还是相当的大的。一方面戈文不可能完全按照前世看过的那个故事来写，因为前世出版的很多关于反驳《达芬奇密码》的书籍中，披lù了很多丹布朗那本《达芬奇密码》中的情节漏洞和神学冲突。既然自己要写的话，那那些很明显的漏洞自然要弥补起来；另一方面，虽然现在自己对英文的阅读和听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些英语语法以及那些宗教术语名词和隐喻等英文还是需要他查阅或者说是研究。
这一天下午，戈文安静的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这和他之前创作《达芬奇密码》的繁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桌上的某处。在那里摊开着几页信纸，信纸边上还有着一个拆开的信封。
如果我们凑到跟前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拆开的信封是已经用过的，邮票上的邮戳清晰的可以看到甘肃兰州市，收件人的地址是上海市《收获》编辑部戈文同志收，而那个填着寄信人地址的地方则写着一个让人意外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读者文摘》编辑部敬上。
不错，这封信正是《读者文摘》编辑部寄过来的，更准确的说，这封信是《读者文摘》编辑部发给戈文的约稿信，是中午戈文去《收获》编辑部替巴金领取资料时，李煜递给他的。
从李煜的手中接过信时，戈文还很惊讶的，他除了上海本地有一些朋友之外，外地似乎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呢。或许是读者来信，不过又不像，地址上可是《读者文摘》编辑部啊。
不过等戈文在回到巴金的家中坐下来打开这封信时，他终于知道了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件。
在戈文面前的信纸上写着：
亲爱的戈文同志：
冒昧打扰，还请原谅。
我是《读者文摘》杂志社的一个编辑，在今年9月的《收获》杂志上看到您发表的散文《道士塔》。您的这篇文章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感情，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散文。
这篇《道士塔》很符合我们《读者文摘》的办刊主题，也与《读者文摘》的定位几乎一致，所以我想在《读者文摘》中转载您的这篇文章，不知您是否愿意？
另外，我代表我们《读者文摘》编辑部的全体编辑同仁向您约稿，希望《读者文摘》能够刊登您的新作品。
我们期待着您的回复。
最后，我想向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读者文摘》的基本情况。《读者文摘》是于1981年创办的新刊物，杂志的定位为宣扬和坚持真善美，让读者从我们的杂志中感受到心灵的温暖和教育。
虽然《读者文摘》的办刊时间并不长，可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认认真真的培养《读者文摘》，我们努力使这本杂志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
所以虽然创刊只有两年多时间，可是目前我们杂志的发行量已经达到180万份之多，由此可见，《读者文摘》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也是一个作者理想的发表作品的媒介。
附上一本《读者文摘》样刊，请您收阅。
此致
安
《读者文摘》编辑部郑元续
198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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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这封信正是一份约稿信，是《读者文摘》的副总编郑元续在《收获》杂志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后，发出的邀请信，他邀请自己为《读者文摘》写稿，同时想转载自己的那篇《道士塔》。
这真是一件让戈文意外和欣喜的事情。一个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亲自给作者写信约稿，这对于很多作者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这说明这个作者的作品首先征服了杂志社的编辑，与此同时，编辑们认为这个作者的文章还会征服他们的读者，会为他们的杂志带来良好的影响力。
没想到自己竟然能接到《读者文摘》的邀请？
戈文对于《读者文摘》并不陌生，前世他经常看的一份杂志就是《读者文摘》，只不过那时的《读者文摘》早已改名为《读者》。那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类期刊，1981年4月在兰州创刊，创刊名为《读者文摘》。初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半月刊。因与美国《读者文摘》同名，1993年7月改名为《读者》。自创刊以来，这本杂志长期坚持真善美的基本价值，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发行量多年来稳居中国第一，并达到了世界综合类期刊第四位。
前世，这本杂志的月发行量达到900多万份，并衍生出乡村版、原创版、海外版等多个版本，是非常厉害的一本杂志。
而今生，现在《读者文摘》距离他们1981年4月正式创刊也才仅仅两年零五个月，可是从约稿信里郑元续的介绍来看，目前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60万份之多，这是多么巨大的发展由此也可见《读者文摘》编辑部编辑们的热情和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戈文深知这是一分前途光明的杂志，他们正走在成功的路上。平民化的风格，朴实的叙述，在平凡的事情中以小见大，反映人性的光彩，不高高在上，不装腔作势……《读者文摘》多年如一日的坚持“真善美”、坚持“永恒不变的人性”，哪怕遭受到风雨的洗礼也不动摇，这些正是读者们喜欢的
戈文就知道在前一个阶段，还有人认为宣传人性的《读者文摘》是“精神污染”，是“一处小小的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读者文摘》那宣扬人性的办刊方针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专有权，如果不是自己那场关于个人生命价值观的的讨论，如果不是《人民日报》刊登了自己的那篇文章而盖棺定论的话，或许《读者文摘》仍然要向前世那样磕磕绊绊的更加的艰难走过八十年代。
《读者文摘》不仅用温情滋润读者的心灵，让他们的心灵保持和谐，它还给读者传播了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气质。这种尊重个人自由，尊重正义公正的精神理念，像温和的中药，能缓慢地起效，让国人去凶邪之气，去暴戾之气，去专横之气，它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基础土壤。
这就是一本杂志所能贡献的柔软的力量
这正是自己如此看重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的真正原因这样巨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正是潜移默化改变中国最好的方法，是实现自己理想和愿望的最佳途径
戈文轻轻的把信纸折叠起来，塞回到信封中，然后他将这封信小心的放到一边，对他来说，这封信的价值同样无可估量，必须要收集到他的藏品中去。
然后戈文就开始写回信，他会接受《读者文摘》的邀请，他要为《读者文摘》写稿。这不仅仅是因为约稿信里《读者文摘》的副总编郑元续所说的那样，《读者文摘》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很适合发表作品的媒质，它拥有着广泛的读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戈文很怀念当初自己阅读《读者》的日子，在那些很普通的小文章里，蕴含着不平凡的大道理，是一副真正的心灵jī汤
这也算是对曾经的一种缅怀吧，戈文在心中想到，然后他开始铺开了稿纸。
《读者文摘》是一份文摘形式为主的杂志，原创的文章并不多。这个时期的《读者文摘》大多数文章都是选取国外杂志的一些文章，比如美国的《读者文摘》，杂志自己登载的原创的文章并不算多，这主要是因为《读者文摘》的主题是宣扬真善美，国内作家们写的文章依然官方类型化的厉害，浮躁之气甚浓，他们看不起这种小文章，所以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与《读者文摘》杂志的主题并不相符。可是戈文的这两篇散文却不同，虽然有些深刻，不过却十分适合杂志的主题。
既然戈文答应郑元续的邀请，那他除了同意《读者文摘》转载《道士塔》之外，也要写几篇符合《读者文摘》主题的文章，或许这样的文章对于现在国内的一般作家来说是很困难抑或很不屑的事情——这种通过一篇文章来渲染一个光明的主题，通过一篇文章来让读者领悟一个人性的道理的文章说起来困难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过对于戈文来讲，却是最简单不过了，他从来不认为文章由高低之分，只有读者喜欢的才是最好的另外经过那么多年阅读《读者》的习惯，让戈文对于这种写法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yín。可以说，戈文只要想写，那写多少篇这样的读者体的文章都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套路的问题。
不过戈文并不打算简简单单随便的编造一个故事出来，就如同郑元续希望的那样，戈文也希望能写出一些有着积极主题和人性，可以让读者醒悟或者某种人生哲理的文章来。这是已经已作家自居的戈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文由心生，生之为民
于是戈文凝神盯着空白的稿纸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决定了自己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