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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我弟弟跑了，就不想放过我，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是“狐狸精”（因妈妈长得漂亮，他们就说我妈妈是狐狸精）的儿子，“军统特务”的崽子，把我打倒在地上。不知是谁推倒了靠在发电厂墙上的枕木，砸到我的右腿上。
枕木压在我的右腿上，当时我并没有感到疼痛，我躺在地上哭喊妈妈。这群“红孩子”吓得跑了。这时，姓赵的老婆把枕木搬掉，我己站不起来了（这里面有她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姓邓和一个女的，也姓赵；是一个上海青年，姓徐的叔叔把我抱到我妈妈身边，他老婆姓仇。在我妈妈病逝前，我妈妈问起我的脚是谁打断的？我告诉了全部的经过。妈妈一直心里怀疑是这姓徐的，打断我的脚。妈妈说她一直没弄懂，我爸爸过去对他不错，又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打断她儿子的脚。）。
妈妈抱着我的时候，我都记不得了，等我知道腿痛得不能动时，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我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恨他们，但我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后来，在我二十一岁时，打断我的腿的其中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罪被判了八年徒刑；另外一个在广州被人打成残废，什么也不能做；有一个很早跟随他父亲调走了，情况不知。）我一直在想，这些“红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也许是天意吧。
（十六）医院门诊（2）
二
我的腿被打断的第二天上午，妈妈把我抱上一辆板车上，送我到医院里看。其实，像我们这类人根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命运是什么？突然，从远处传来锣鼓喧天。一般我们听到锣鼓喧天得赶紧躲，这粗犷的喧嚣里大多有侮辱我父母亲的口号，妈妈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一队农村人的送“毛选”的队伍走过。队伍中有三四个人手捧“毛选”四卷，上面用红绸带扎了一朵红花。现在想来，大概哪些人就都是些文盲，捧着这“毛选”表示红心，天下尽有如此滑稽之事。这时的人，大多是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蔑视人性，冷酷而富于狂热激情，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心，甚至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个人意志，以至到后来精神走向崩溃。往日的理想己走火入魔，“旧的自我”在分裂，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潘晓所感慨的那样，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狭窄。
清晨的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露珠在阳光里闪闪发光。闪动着迷人的光彩；妈妈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地用板车拉着我和弟弟，去十五里远的医院。大板车后面跟着一个女的（她老公姓李，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军分区过来的），背着一把日本式的“三八”盖步枪，监视我妈妈，大概是怕我妈妈逃跑。这人个儿也不太高，面像好像本来就不善，阴阴的一副苦瓜脸，充满暴力，毫无和蔼可言。她身上显露出高人一等的蔑视，在路上没有跟我妈妈说过一句，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致后来我见到她还感到恶心。
这本身就是人类的悲哀，是对一种侮辱人的做法。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她有种鄙夷，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
我们当年去全托幼儿园的那段山路荒废了，但新的路也一样要爬一座大山，这陡坡很长也很陡，大约去的一面有一公里多，回的一面有二公里，只是比过去的老路稍缓。
妈妈迷惘地用哪板车拉着我们兄弟，艰难地拉着上这大陡坡，在这坎坷的山坡上缓慢爬行。妈妈拉到一半多时，实在是拉不动了，这监视妈妈的女人没帮我妈妈推一下；妈妈只能要弟弟下来自己走。弟弟不肯下来走，妈妈对了发脾气，他下板车哭着跟在后面走。当时，弟弟也只有四岁，本来还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可生活让我们过早地承受灾难。我知道妈妈除了悲伤和绝望外，还有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
这些痛苦不是一般地烙在我的心上，也叫我懂得了“人性”。正如有人说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动物，而是人。我看出妈妈脸上的伤感，一种无奈的筋疲力尽。
瑟瑟寒风吹着妈妈的身体，蕴含着一种无名的绝望，不时地从妈妈身上迸发出悲剧的光点，再次展现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这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以我的年龄来说，记住了每一次发生的事，我已经走得比我的同龄人更多更远了。
妈妈吃力地把我拉上了坡顶，她仰望天空的眼睛是忧郁的。妈妈回头看我，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让弟弟又坐上大板车。这柔情里一下子增加了几分痛楚。
这时，或许是我们惊扰这里的鸟，发出惊恐的鸣叫；阳光从树林照进来的光束，像一把把锋利的剑，在戏耍着路边的小草；妈妈把板车靠在路边，稍稍息了一会儿。在这阳光明媚里，无力地展示妈妈在这命运的悲哀。正是这些悲哀而美丽的母亲，内心孤寂和苦难成了心灵的伴侣。
（十六）医院门诊（3）
三
上午十点钟左右，妈妈就把我拉到了职工医院。
这里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常来给妈妈抓中药外，妈妈过去是这里的护士。妈妈去求当权的医生（江西大余人，姓刘。这时是贫下中农掌管医院），可谁都不来给我看病。过去，他们有的还常到我爸爸哪里玩，或者要他帮忙从城里带些东西，今天个个都陌生了。后来，我回忆起来也觉得真是世态炎凉。
人啊人，就是如此！他们严肃的表情是那么冷若冰霜，这阶级感情如此分明，从不讲“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什么东西？早在延安时就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资产阶级”，*时变为“修正主义分子”。后来，我在一位著名作家的书里，看到她说人道主义是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她没想到*时，革命小将对她也不讲“人道主义”，叫她吃了不少苦。这才明白了这革命的残酷早已形成，另外就是这场革命本身包含着个人私欲，自然将人推进暴力之中。
这就是中国出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也是正常的，先就有了“理论基础”。对任何暴力的革命和杀戮，不管从那一角度来讲都是极端恶劣的，野蛮的。
妈妈哭着去求他们，可就是无人理她。我一人躺在门诊部的大厅里长椅上，听着西面墙壁上的大钟，准点地敲响每次时钟，默默地看着医生走来走去。我知道妈妈内心充满痛苦，她的心牵挂着我这条右腿。
我看着妈妈求他们的身影，眼里充满泪花。当挂钟敲响了十二点时，我依旧躺在长椅子上，没有医生来给我看腿，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一声声当当的钟声，像是敲打在妈妈的心上。
我们什么也没吃，妈妈用手摸着我幼稚的小脸上，泪水不停地流。太阳的光也从门诊退了出去，这儿更显阴森。也许是我在那儿躺得太久，下嘴唇在颤抖，总觉得这里寒气逼人。
弟弟站在妈妈身边无声地流泪，大概是饿了。
这时我想爸爸，可又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妈妈对我勉强笑了笑，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要坚强，但妈妈的脸色猝然惨白。我也不敢对妈妈说，我想爸爸。
墙上的时钟敲响了下午两点。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年纪偏大的医生（姓倪，成份是地主），以前我就认识他，他说话时带有很浓厚的湖南口音。他边上也跟着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姓易，也是湖南人，好像成份是地主），我不太认识，他跟我爸爸妈妈很熟。十多年后，给我介绍了个当护士的做老婆。过去他们同我爸爸都是战友，也常到我们家来玩。听妈妈说过他们家过去是地主，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来这里。他（指姓倪的）可了不得，解放前夕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随四野南下，从武汉渡江后转到江西军分区。
“大人有错误，孩子有病不给治，太不象话了。”他说后就给我检查伤的右腿，并安慰我妈妈。
我听了这话，感到很委屈地流下眼泪。
“小陈，没太严重，你可放心的。”
他说完，就同姓易的医生一起在长椅上，给我接上了腿。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说是脱了脚腕。可我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上了两夹板，打了绷带，在家床上三个月静养才下床。
当时给我接上时，痛得我大声哭喊妈妈。妈妈坐在长椅上，紧紧地抱着我，轻轻地叫着我的乳名，泪水滴在我的小脸上。后来，我长大了些，才知道妈妈的心比我的腿还要痛。
苦难的生活，就这么无情地跟我结上了缘分。我当时没有住住院，哪监视妈妈的人不同意，她也没有监督我们回家。就这样，妈妈又用板车把我拉回家。妈妈拉我累了，伏在那溪涧饮水后洗脸的表情，更显示了妈妈的坚毅。那潺潺的水声能领略一种宁静，给人的不是甜美圆润的感觉，更像是灵魂在悲泣。
我躺在板车上，望着那远方的夕阳与群山，好像天空和群山的色调并不协调。森林里的土蝉在叫，那是一片清寒、静谧、凄婉的气氛。
我回忆童年时，自然会想起*的狂涛，想起那苦难的岁月。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人间，是不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追求的人间。这些仅仅是在我们家的一个缩影，这究竟该归罪于谁？
1986年10月写2009年10月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七） 目睹二（这是1968年秋的事）
我缱绻童年吗？或者想用一些好的心情去回忆童年，想让童年这个词放射出美丽的光彩，可总在记忆里寻觅不到。这童年的往事让我想起来，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舒服，童年除了心酸就没有了什么。这叫我回忆起来，一直觉得是毫无意义，但我又确实经历了这一切，以至不能从我的感官把那些野蛮人，从脑海中抹掉，对那些个“根正”的人感到恶心……
我的腿被打断后，在家里躺了三个月，每天都是那家里的两本影集，它也无奈地陪着我们兄弟俩在家度过了三个月。当时，我不懂寂寞的苦恼和颓惑的寂寥，外面的世界让我们害怕，躲在家里仿佛超越世俗的真实，而在一种虚幻中，看着爸爸、妈妈的音容笑貌的像片。
妈妈每天去上班，就把我们锁在家里。当时心里就没有把妈妈当做是坏人，但我并不懂妈妈带上严厉的精神桎梏。
夜里，有时我和弟弟会在窗前，望着哪漆黑的夜晚，哪漆黑里飞舞着很多很多的萤火虫，像精灵一样自由飞舞，但它们又像幽灵一样，在茫茫然的黑夜里飘浮。不管怎么说，它们是自由的。哪空气也觉得是清新的，好像散发出草儿的芬芳。在哪茫茫的黑夜里，除了这美丽浮动的萤火虫儿，几乎是什么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常回忆这一件事时想，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儿，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冤魂变得。我想只有死了，才会变成这萤火虫儿，才能自由地飞……但这夜晚却像墨画的心境，留在我的心里。确实，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这是梦——这一时代里的冤魂，只有在这漆黑的夜里，才可以出来自由飞舞。
清晨的太阳，从他出来第一缕阳光开始，就打碎了我童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