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博士愿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观点，也与以上所述各节相关。因为他写历史，不是一字褒贬。我们人类的经验愈丰富，则对自然法规的了解愈深切。修改verstand，亦即是增进vernunft。《中国科学技术史》写至卷七，觉得以前卷二所用名词有修正的必要，乃是此书自创意至写作出版，至今将半个世纪，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业已前后不同也。所以与其指责其为矛盾，则不如叹赏其为渊博，《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亘20世纪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物的看法，不是永远传之子孙，一成不变的看法。唯其保持因时修正的作风，则下一代及下一世纪的读书人更可因此书而推陈出新，因之而更能表彰此书与作者的伟大。我们之庆贺李公良辰，从此观点出发，则更能阐扬其意义之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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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2）
中国之封建制度，被译为feudal system，启始于日本学者，迄今已将近百年。当日译者对中国封建的设施已经含糊不明，而对欧洲之feudal system不可能更有深切的了解。因为欧洲feudal system之被称为feudal system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日学者以此名词综合叙述中世纪一般政治及社会组织的特征，并未赋予历史上的定义Carl Stephenson，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Y1956），p1。。而缕列这些特征，也要待许多专家如Carl Stephenson及Marc Bloch的多方考证，他们的著作也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问世。所以以前称中国社会为封建，或为feudal，都只有概括笼统的意思，未可作为定论。
本文作者于1972年于剑桥与李老博士面谈之后，才知道他以前提及“封建官僚主义”乃是于1940年间留华时期，根据中国一般学者常用的名词袭用；有时也将此名词倒置称为“官僚封建主义”（bureaucratic feudalism）。所称封建，也只涉及当日君主专制的背景，带有守旧及落后的意思。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先提出此一体系的存在，以待日后的研究搜索。并未附和若干学者所谓人类历史无可避免的阶梯，尤未认为中国历史一定要和欧洲历史相提并论，也未曾预测封建这一名词，会在中国如此滥用。
1973年，笔者尚在剑桥，前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现已退休之卜德教授（ProfDerk Bodde）来访李老博士。（兹后卜德教授也择居于剑桥两年余，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作有实质上的贡献。）他也曾对此封建及feudal一问题，下过一番工夫卜德教授的论文为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N），，并参见卷内编者介绍。。他们商谈之后，李老博士已决定卷七不称“封建官僚主义”，则另将创造新词。但是李老博士对笔者称，其为“官僚主义”，则为确凿，已无可置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问世有期，而笔者觉得如在此时阐扬李老博士的立场，在学术界及出版界必能引起领导作用。本文作者在1972年至1973年居剑桥一年，和李公日夕磋商之外，也于1974，1975，1977，1978及1980年间多次聚首。而尤以1974年联名发表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Joseph Needham and Ray Hu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kong），12∶1…2（1974），pp1…16；East and West（Rome），New Series，24∶3…4（1974），，在研究全文结构及措辞用字的时候，亲临謦欬，得益至多。可以说对李公的了解，较一般人为周密。可是这篇文字的写作，并未经李老博士同意，虽称洞悉李老旨意，仍是笔者窥测。所用资料也是笔者自己搜索，从明代史着手，只能代表笔者专注的兴趣，不足以网罗李老的渊博。可是也唯其如此，更能“借花献佛”。做寿辰文集的主旨，一方面在表扬受贺者的成就，一方面则由作者加以局部的创作，以代酒馔。这篇文章的旨趣如是，读者鉴之。
严格言之，欧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欧历史上的特殊创物，当时罗马帝国的遗泽犹存，若干中央集体制的机构，仍被后人袭用。但是日耳曼民族，以武力征服西欧，他们也有他们部落间的习惯制度，这两者在地域间折中重叠，遂成feudal systemMarc Bloch，Feudal Society，英译本，译者（London，1961），此书为研究欧洲史者必读，特请王毓铨先生回国之便带回一部，希望早日译为中文出版。。其译为“封建制度”，已属勉强（愚意早应译为日文之“谱代”，发音为fudai，与法文之feodal更为接近）。
如即以feudal system为中国之封建，则其间共通的特点，更不容忽视。这些共通的特点经过多数专家的集体研究，大约可以综揽于以下三点详28页注①内Feudalism in History。：（1）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即封建制度行时，虽仍有中央王室的残型，其实税收之征集与支付，民法与刑法之裁判，以及兵役的区处，全由以下地方首脑就地做主。也可以说是集“地方分权之大成”。（2）公众事宜成为私人产业（public affairs being private domains）。裂土封茅，必经过遗传，才能固定。所以中国传统，以“桐叶封弟”。西欧则由为君者以泥土一块，执于为臣者之手中。两方都象征方域内的土木，全部成为受封者的家产，通过遗传，永为恒业。这样一来，所谓政府，必为私人政府。皇帝的宝座以家传的不算，而是要下至各乡邑，全部出诸遗传，全部成为私人家业，而且这样以私为公，以公为私的办法，并非短时间的违法，而是长期间的合法才算是封建制度。也就是要做到《左传》里所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才算发扬了封建精神，以致全民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序次。所以封建（feudalism）必有“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3）武士传统（warrior tradition）。根据以上所述，全民都在一个金字塔的形式下保持其固定的身份，则其社会组织，已近于军事机构。武士的活跃，是为必然趋势。这种武士身份，有其社会价值，并非普通的职业军人，也无平时与战时的区别中国在先秦，毫无重文轻武现象。“军事部分不仅在政治机构中被尊重，而且认为有高度价值。”见于Frank ，“Phases and Modes of bat in Early China”，Chinese Ways in （Cambridge；Massachuett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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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3）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之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至为短暂。卜德教授认为古代商周之间为一个封建阶段，魏晋南北朝间又为一个封建阶段同28页注①，。还有人认为他引用这名词过于广泛。因为汉末统一的帝国已不存在，只有天下分裂，动荡期间，不成其为制度也。
所以将汉、隋、唐等统一的大帝国，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相比，已属不伦不类。而中国固有的名词，“封建”亦与“郡县”对峙。前者出诸遗传，着重地方分权；后者则凡人事派遣任免，全不受遗传之限制，完全出于中央集权。称郡县制为封建，更是滥用名词。
至于明朝，中央集权已登峰造极，重文轻武，也史无畴匹，而且除皇位之外，凡遗传之官职则无实际之权责，有权责之官职则不遗传，可谓与以上三个条件，完全相反。即明儒顾炎武之《郡县论》也称当日政治制度，放弃封建精神过多，矫枉过正，不合实际顾炎武曰：“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又曰：“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以上见《亭林文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6。顾之反对矫枉过正，由杨联陞简单地介绍于英文读者。见Yang，Lienshe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Hucker（NY。；1969），p10。。而今人三百多年后，仍称朱明王朝为封建，是即以皇位继承为封建。如此则今日英国，尚未脱离feudal system矣。滥用名词，容易改变观感，发生错觉。笔者所专攻者为明代史，最近十余年来，发觉中外著作，滥指朱明为封建，以致引用史籍，不假思考，以讹传讹之处，重见叠出。姑举二三例如次：
万历帝朱翊钧中年之后荒惰成性，最为现代学者指斥为封建威权的代表。1599年，他因为三个皇子的婚礼，手令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大礼及采办珠宝的费用，与以上所述公众事宜成为私人产业的条件符合，被研究明史的专家，研究货币金融的专家，以及为专题论文的作者引用，不止一端认为此二千四百万两白银业经万历使用者，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汉，1957），页13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4），页463；龚化龙，《明代采矿的发达和流毒》，（《明代经济》，包遵彭编，台北，1968），页127。类似者尚多，也有记入西文资料中者。。其实当时户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银在北京收受者，不过四百万两左右。这二千四百万两数目之庞大，即有蹊跷。如果读者细阅《明史·沈一贯传》，即可见：“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礼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明史》（中华书局1974标点本），。。其故事重点在“以困之”三个字。当时户部无此庞大之款项，万历亦无意动用此庞大之款项。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自己属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要挟。站在廷臣这一方面的，还有户部尚书杨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内，死于任所。廷臣报告皇帝，即称“本官亦因之而毙”《神宗实录》（台北，1966影印本），页6207。。可见问题在于君臣不和，而非罄国库数年收入为皇室一朝花费。此白银亦未缴拨。
后来万历屈于众议，立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建藩府于洛阳。皇帝手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田四百万亩，为数千万人民衣食的来源，其拨为一人家业，确有封建制度的趋向。如果此事属实，则若干历史家称明代为封建，不容置辩。
可是福王如领有此庞大的产业，势必按照封建制度的办法，将其领域实行“次层封建”，裂土封茅地给予亲信掌握，并以遗传的方式，使巡视庄园者即为武士，才能永保无虞。事既如此，则私人财产以私人军队巡卫。李自成造反时，福王麾下必有组织的抵抗，决不会无声无响，束手就擒。至此事已可疑。
因此研究明史者，又必追索原始资料，访查真迹。其实万历指派四万顷，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万历自己就减为二万顷，为原索之半。而福王也再三“推辞”。而真正的问题，又不在田土，而是佃金。缘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以后数世纪后，开垦之地称为“白地”，其主权常有问题。地方官斟察之后抽税若干，既未并于一般田赋，也难说是官田的租金。山东亦因黄河改道，淹没后又变为干地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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