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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电子邮件写来的信件很少，因为我更喜欢用手写信互通往来，尽管我的字并不能妙墨流香，我的文字更非*俊爽。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用手写信，这是电子邮件、聊天工具以及电话都无法替代的。
我总觉得，一纸一笔一墨中蕴涵着万千情感，手写则犹如将自己的心情慢慢儿植入每一颗种子里头，生根、发芽、滋长，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幻成各般模样，万千风情尽在一身，即使远在天涯也近如咫尺，见字如见面，能将我的心情透过薄纸一张渗进对方的心坎里，而不像电话那般直接、不含蓄，没有了文字的韵味。
我除了跟媒体、出版社有电子邮件往来，其他我实在想不出来谁会给我发邮件。
“宁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这会是谁呢？我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好一阵，我确信不认识这样一个人。
按照我一贯的作风，我接下来会有两步操作，首先是删除，然后清空回收站。当我习惯性地把鼠标移到删除按纽上时，我突然被定住了。
这会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可”究竟会是谁呀？“宁可”肯定不会是真名，或许是哪位朋友的化名，我还是得读一读。
于是，我还是做出了把这封信读完再说的打算。
当我怀着十二分疑惑的心情开始读信时，我完全被信中的内容镇住了。这是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我之所以震惊，不是因为陌生的冒昧，而是她所说的话题。
我不禁“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话题和内容完全道破了我的痛楚、苦恼与尴尬，我几乎“不忍卒读”——它犹如一块小石头投入一潭湖水里，一石不能激起万层浪，但几朵涟漪是有的，尽管我的内心此时是一汪绝望的死水。
我习惯性地摘下眼镜，用大拇指与食指掐着鼻梁，搓揉着疲惫不堪的双眼。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竟然对我的一切是如此的了如指掌。
很显然，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个跟我有着同样心性的女子，对我的文章是一篇不落地读完了，了解细微透彻，我内心极度微小的变化都被她看在眼里，可以说，她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以前，我总认为，在这世间，芸芸众生之中，如我般伏案码字之人多如牛毛，多若繁星，大家风范之人不在少数，80后一代迅速窜红的少年作家更是燎若星辰，这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代，像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色，虽然也是极度渴望成功成名，可以平凡但不甘于平庸，夜以继日的努力码字，但终不成气候，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有人真正注视我，没有人能真正走入我的内心深处，除了我的女友苏小慕，她是唯一真正关注我文字的人，只有她能读出我的心声，能把我吃懂吃透，我认定她是我的知音，一辈子的红粉知己。
然而，眼前的这封信的作者，这位女子，居然也能芸芸众生之中，视我的文章如己出，求全责备，恨铁不成刚，我不知道是该喜该忧？
自从我进入大学以来这些年，我的思想开始变得成熟起来，思考的问题也日趋严酷，见地也异常奇特，开始愤世嫉俗，很多友人都觉得我是在杞人忧天，更有甚者视我为异端，我的思想与校园的基调格格不入。所幸，大学之大，非校舍楼盘之大，非图书藏书之大，非教授学者之大，乃思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大，可以兼容并包，允许百花齐放，思想与学术可以在这座美丽的象牙塔自由自在地繁衍滋长，“宽容”是大学最伟大的品质。所以，我能曾经一度在此好好地生长，尽管会有时不时的嘲讽和调侃，但绝无加害之意。
寝室上铺的兄弟老万也是一个不爱武装爱红装、不爱化学爱文学之人，对于心理学也颇有研究，思想较我更左，抑或说是更激进，他更喜欢把自己归为是精神病人，精神分裂那一种。他也曾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把我做为他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如此这般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是我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分裂患者，只是症状较他轻微。
我完全不懂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法更是一无所知，只听他在我们寝室每周必开的“卧谈会”上说“黑话”时，说“世界的中心是肛门”，“全世界之所以这样热中于足球，尤其是男人，是因为射门带来的*，是一种原始的冲动，男欢女爱是异曲同工，也是同样的道理”之类的话。这时候，我们会笑声与掌声齐鸣。也害得我们时不时地跑到图书馆去找弗洛伊德的书回来一起研读。
我想，或许我是真的有轻微的精神分裂，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病态，而是我对现实社会与生活有一种理性的思考，难道这就是病？相反，我应该属于这个病态社会的健康人，病态与畸形的现代生活方式把很多人人生的意义活生生地剥夺掉了。
但当我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我已经犯下了不能弥补的过失。在那段苦闷、彷徨、焦虑的日子里，我心里想着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然后对比着文坛中那些几乎与我同龄，甚至比我年龄更小的少年作家，然后再看看自己，我似乎听到了梦想破碎的声音。
我也曾拿我还很年轻这个理由来宽慰自己，但是我真的还年轻吗？面对现在这些身价百万的少年作家，我只能说自己还很稚嫩，但绝不能说自己依旧年轻。在他们面前，我们年龄相仿，就像同一个父亲的孩子，但他们是嫡长，而我是庶出，无法平衡。
为了寻求一种心灵的平衡，我放弃了思考，甚至放弃了思想，把一切锋芒隐藏起来，甘当一只摇尾乞怜的哈巴狗，模仿着写下了那些看似青春、忧伤、幽默、俏皮，其实毫无深意、无内涵可言的文章，脱手之后，居然大受欢迎，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原谅自己，直到有一天，我随中文系的女友听她们系一位副教授的课后，终于，给了自己找了一个开脱的理由。
副教授姓刘，四十有八，长像尖嘴猴腮和我相仿，但精神矍铄，精气神十足，完全可以扮演孙猴子，也曾在课堂上在学生们面前演过悟空，据说他研究出《西游记》原来居然是一本反贪题材的小说，在北大做访问学者期间，在某资身老教授的指点下，进一步拔高了主题，把“反贪”上升到“拯救”，还研究来研究去，把观世音菩萨与悟空研究成了情人关系，让人啼笑皆非，难以俊忍。
据传，这位骨瘦如柴的刘先生，在北大做访问学者期间，朝乾夕惕，被一向以学术见长的北大人称之为“工作狂人”，弗叹不如。居然还在一次学术讲座上，面对一个个昏昏欲睡的北大学者，突然拍案而起，说道：“我藐视北大。”然后自报家门，接着便是把《春江花月夜》解释出了三十多层意思，然后效仿诸葛亮“舌战群儒”，据说他都能与列席教授、学者在其各自的研究领域上讨论一二。最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激动地拉着先生的手说：“不简单啊，小刘，《春江花月夜》我只能解释出N层。要不是学历的关系，我一定拉你到北大来讲课。” N是多少记不清了，总之比刘先生的少。
他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奇人”之一，经历坎坷，早在**的时候，身为年轻教书的他，由于在此运动中表现得过分激进，被迫入狱，八年牢狱出来之后，一切从零开始，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学术成就，还有顽强的意志力，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在那一批人中，像他这样昂首挺胸，“再度刘郎，梅开二度”的着实是寥寥无几。他还预言在五十岁的时候，攻下教授，然后大放厥词：“我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为的是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到五十岁。五十岁，我还年轻，以前的错误与虚伪都能原谅，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我将离群索居，闭门谢客，著书立说。”然后大谈五十岁前的文章并不是自己真性情的宣泄，只是为了迎合世俗，或者说是为自己五十岁后做铺垫，尤其是近些年来的文章，只是他人生的敲门砖，门敲开了，这块砖也就自然功德圆满，可以功成身退了，他还说这就叫抛砖引玉。
他思维敏锐如初，他激情饱满还在，他笑容爽朗依旧，在他眼中，青春岁月犹存，一切仿佛如昨。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真性情，我敢说，这是很多倜傥*、温文儒雅的教授学者们不敢言及的，在他们的弟子学生面前，他们必须维持着与世无争、道貌岸然的面孔，而背地里则大可干着见不得光的龌龊勾当。
我想，那些人都可以不管一切，包括堂堂中国语言文学大系的刘教授都可以，五十岁前的文章都不是自己的真性情，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我才多大？斯文扫地又如何？我江五五何许人也，论专业，并非系出中国语言文学大系，科班出身是化学；论财，一文不名；论才，一无是处。既然才财两不兼备，难道还应该在乎什么清誉不成，沽名钓誉又如何？得自在处且自在，得逍遥处且逍遥。
于是，在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我找来了一大堆的典范书籍，当成范本，开始了一段新的文化“苦旅”。此文化“苦旅”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可谓是分道扬镳、大相径庭。
于是，就有了这位宁可女士的质疑。是啊，我到底怎么了？
我想，如果不是这位素昧平生的宁可发自肺腑的质疑，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依旧写着伪饰的文字，放着难闻的屁，尽管那并不是我的思想，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文字。
我想起了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终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弃官而去，归隐山林，归去来兮，“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几多豪情几多梦，长啸一声付流水，悠然自在一身，何其洒脱，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所幸，在我人生的岔路口，另一道分水岭，宁可，一个既陌生而又似乎异常熟识的女孩，凌空一声吼，不遗余力地拿了我一把，让我看清楚自己所走的路究竟是对是错。
我应该给她回信，因为她的信是沙中的金子，闪烁着理智与智慧的光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四 给宁可的信
四 给宁可的信
宁可：
你好！很高兴可以收到你的来信。收到你来信的时候，我正备受着痛苦的煎熬与内心的谴责，因为我正在伏案码字，但一味的模仿与太多的矫情，让我苦不堪言。
我放下手头敲打着的寂寞的键盘，点了一支烟，借烟消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当写文章成为一种煎熬时，抽烟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无怪乎，那些成名成家的大家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烟鬼，个个嗜烟如命。
百无聊奈中，我打开了我的电子邮箱。其实，我是很少用电子邮箱，除了跟编辑部联系。也可以这样说，我曾经很拒绝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