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牙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过五丈原）
所谓“空寤主”是说诸葛亮白白给刘禅（也就是那位“扶不起的阿斗”）上了那么多课，呕心沥血也抵不上蜀国高层干部谯周在大敌当前下对刘禅劝降的一番话。这里也包含国中无人、治无所赖的意思。
温庭筠的这首诗，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再度遭到贬谪、毛泽东病重期间，曾在北京的高层老干部中间传抄一时。笔者曾目睹他们读这首诗时的凝重神情，但尚不解其中缘由——因为年轻时缺乏历史知识，连谯周是谁都不知道。
另一点耐人寻味的是，第二句中的“柳营”云云，借用了西汉名将周勃的典故。这位老军人在反击吕后掌权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此一时彼一时，相隔两千年，情节、人物不可一一比照了。
在为诸葛亮遗憾的时候，人们总或多或少要责难刘备一番；而刘备则不免要替他那个据说不争气的儿子受过。唐人刘禹锡就有“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蜀先主庙）的感慨，把阿斗狂批一顿。
不过，刘备给蜀国留下一个阿斗，诸葛大师又留下了什么？难道就是那位劝降的谯周吗？“蜀中无大将”（其实也就是“国中无人”）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但却是一个实际情况。作为顶尖的聪明人，诸葛亮看不到这一步棋，简直就不可理解了。
说到这里，唐人李商隐也按捺不住地摇头哀伤：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复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筹笔驿）
诗中“储胥”指木栅栏。“管乐”指春秋战国时管仲、乐毅一样的治国才干，“不忝”是不愧的意思。“梁父吟”是诸葛亮爱哼的一首曲子。而“关张”当然是关羽和张飞——他们本身才能就有限，死去之后，蜀国还能怎么办呢（“复何如”）？
实际上，诸葛亮并未能够为蜀国培养或引进什么能发挥显著作用的贤者。明人魏学洢也惋惜道：“南阳虽子房，谁为酂与韩？”说即使诸葛亮的才干可比得上张良（子房），又有谁可以在蜀国扮演萧何（后封为酂侯）与韩信的角色呢？用现在的话说，显然蜀国没能凑得起来一个像样的“管理团队”。
相比以上诘问，唐人崔道融简直就是不给面子的批评了：
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
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
（过隆中）
还记得因母亲被曹操劫持，不得已从刘备身边离去，告别时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的徐庶吗？为什么到了诸葛亮为相的后期，就不能给蜀国物色几个至少像吕蒙、陆逊的人才呢？与崔道融同时代的陈陶也曾经指出：“近来世上无徐庶，谁向桑麻识卧龙？”是不是明星太亮，掩盖了其他星星的光辉？或者诸葛自觉还不够亮，因而身边容不得再有星星？
宋朝的“皇家国防大学”教授何去非对诸葛亮的批评最为严厉，有“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的评语。
诚然，诸葛亮是一个忠臣。所以不论是温庭筠还是李商隐，都不愿那么直截了当地说他的不是；去瞻仰他生前去过的地方，也都是满怀敬畏。而在安史之乱中仓皇逃难的杜甫，狼狈得经常连饭都吃不上，企盼忠臣的心态当然更加热切。杜甫的蜀相诗是大家最熟知的，也是对诸葛寄托了最大信任的，似乎若不是诸葛亮早逝，蜀国就能对付得了司马懿：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
另一篇对诸葛亮有特色的纪念，是清人陈作霖的一首词。那是写来吟咏诸葛亮所引进的一种叫蔓菁的植物。蔓菁是类似白薯的一种可充饥的东西，又名大头芥，也被称为诸葛菜：
将星落后，留得大名垂宇宙。老圃春深，传出英雄尽瘁心。浓青浅翠，驻马坡前无隙地。此味能知，臣本江南一布衣。
（减兰·诸葛菜）
据说蔓菁原本是作为军士口粮而在各处营地栽种的。直到“*”期间，笔者当知青时都吃过。可惜蔓菁种了一茬又一茬，它的传播者的事业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缅怀历史的“两条路线”
政治越黑暗的时候，文化人对历史的态度就越显得清高——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参与它的机会了。明清时代的咏史怀古就老是带这种酸味。
在明代，有刘昺的“旧梦风云销侠气，繁华看破知荣辱”（满江红·寄水北山人徐宗周）；孙友篪的“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过古墓）云云。
在清代，有朱彝尊的“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卖花声·雨花台）；施闰章的“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燕子矶）；沈传桂的“兴亡事，山河坠瓦，消得阮郎愁叹”（永遇乐）；江开的“且搁下，砺带山河，好明日，新丰沽酒。笑虎视龙兴，都付阳关烟柳”（长亭怨·由函谷至潼关作）等等。一位叫龚胜玉的清朝人，把这一倾向推到了极致：
检芸编，几行青史，闭门消尽秋雨。江山零落如残弈，付与渔樵共语。评跋处，有多少，英雄割据争龙虎？烟飞云集，算绣岭宫前，延秋门外，往事若朝露。思往事，减得愁怀几许？纷纷成败休诉。横戈跃马今安在？总被大江流去。归何处？君不见，北邙高卧麒麟墓。君须记取。看谁是谁非，低回掩卷，一醉论今古。
（摸鱼儿）
这里已是酸味扑鼻。汉唐历史已被简化为“英雄割据争龙虎”而已。“谁成谁败又有什么好说的！”作者聪明人似的唱道：“记住吧，各位！横戈跃马的人都是一样下场！倒是我们作为后人，偶尔来侃侃往事，喝喝小酒，岂不潇洒！”
以上诗篇和诗句，从艺术上说，在同时代算得是上乘的，但都与唐人咏史怀古作品有了很大不同，那就是自动与现实保持距离，因而也缺少了对时政的警示，更缺少像杜甫、李白、李商隐、杜牧等人那种恨不能把脑袋都磕出血来的激情投入。
唐人吟诵历史，是为了参与现实，是知行合一。但到了明清时期，当权者压制批评，士大夫基本上参与不了什么，有时想起来参与也摸不着要领，所以也就不屑于参与了。唯一剩给他们玩的游戏，就是玩“酷”了。而最“酷”的龚胜玉，就“酷”到了把历史当成下酒小菜。
听人们怎样追述历史，就能看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能看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感受到的动力和压力。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现代人。有人鼓足了干劲要创造历史，因为心里有太多不服气的地方；但是在他们身边，总是另有人吃饱了喝足了，摇着扇子调侃历史，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文采。
强制逻辑的结果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曾有很多人（六国贵族）想刺杀他，但都没有成功。可为什么他的庞大帝国，竟然被陈胜、吴广这些劳工、奴隶一下子捅穿了，从此垮下去，一发不可收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它的组织模式，也就是它推行的强制奴役。
曾有学者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种“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形式，一曰“强制”（Coercive），二曰“计算”（Calculative），三曰“合作”（Cooperative）。在强制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恐惧。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惧怕也没有用了——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不妨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
更重要的是，天下的陈胜、吴广还有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时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众，加上修长城征用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的浩大工程，想必当时全国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这些工程的残酷程度，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不难想见。
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秦统治下，这个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这算得上是中国社会管理上的一个“潜规则”。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只会是一人奋起、天下响应，一处突破、全盘瓦解。这样的历史教训，被后世诗人反复吟咏：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
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
（汪遵·长城）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胡曾·长城）
“尧舜时代”是否太平自不可考，但尧舜崇拜是民间心理。秦政与这种民间心理的期望值相比，落差的确太大。
在现代企业里，秦始皇那样的肆无忌惮已不再行得通，但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仍普遍存在。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都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推动公司的运作。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信奉秦政那套强制逻辑的企业也难免沦为最差的一等——因为它们通常只能请到素质最低、最没有内在驱动力、甚至对工作丝毫没有热忱和诚意的员工。这样的员工整天想着如何交差了事、应付领导，不可能将机构的发展目标纳入自己的职业成长规划。这样的队伍对外竞争力肯定是最弱的；而对内，引起纠纷的概率又无疑将是最高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当青年成为体制的累赘
战国时代的燕昭王是一个花钱买人才的典型。他即位在燕国战败、国君被杀的危难关头，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发誓“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于是听从郭隗的劝告，筑台置千金以招募人才。随后聚集起一伙子人恢复国力，终于得以发动复仇战争，直到把对手齐国折腾到几乎散架。
后来不少士大夫精英每每提起那段历史，都比说起少年初恋还要神往。唐人陈子昂“给领导提意见”横遭打击后，一个人迎着华北平原上的大西北风，高歌出那首千古绝唱，就寄托着对燕昭王人才策略的怀念：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
对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人们能解释出很多层意思。但不管怎么解释，其实垫底的一层，也就是哀叹天下再也见不到像燕昭王那样钟爱人才的君主了。唐人参与意识强，在他们流传下来的诗里，能读到太多对燕昭王的缅怀，比如徐夤的“燕昭没后多卿士，千载流芳郭隗台”（草），黄滔的“何事苍髯不归去，燕昭台上一年年”（故山），罗隐的“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燕昭王墓），等等。
不过，缅怀并非全是想象。事实上，在唐朝的早期，中央政府的确时不时地采用“不拘一格”的方式直接介入国家级人才的选拔。有的，比如李泌、刘晏、王忠嗣幼年得宠的故事，还相当具有戏剧性。在当时那�